摘要:过渡期以来，中国在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任务的基础上，基于治理对象的结构性变化，以政策创新回应群众期盼，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帮扶实践。脱贫攻坚时期，中国反贫困理论为全球反贫困事业提供了重要经验参照。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中国基于预防贫困开展的一系列政策创新实践，正为世界各国应对贫困问题提供更具普适价值的解决方案。总结提炼过渡期政策实践的理论价值，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的内涵，彰显过渡期反贫困实践与经验在全球反贫困事业中的独特价值与贡献。研究认为，过渡期以来，中国将预防贫困理念深度融入帮扶工作全过程，通过建立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构建多维度风险防范与消除为核心的帮扶体系，建立低收入人口识别与分层分类帮扶体系，探索对支出型困难群体的帮扶，以制度性安排实现“防未贫”目标。过渡期后，仍需以理论创新为牵引，持续完善和优化帮扶措施，将预防和化解风险的工作理念贯穿始终，拓宽对风险的认知范畴；细化低收入人口的类型和帮扶层次；着眼城乡融合发展趋势，构建包容性低收入人口帮扶体系。

摘要:基于2005-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以“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政策作为外生冲击采用多期DID探究乡村数字基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数字基建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政策实施以后，试点地区的泰尔指数和城乡收入比平均减少了0.006和0.086个单位。机制分析显示，乡村数字基建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力乡城流动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乡村数字基建在人才培养能力弱、西部和非中心城市的政策实施效果较好。建议政府部门巩固并拓展“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政策成果，提高乡村数字基建标准，强化乡村数字基建与农民数字技能培训、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机衔接以及针对性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弱、西部和非中心城市的乡村数字基建水平。

摘要:中国农村劳动力快速老龄化对粮食安全可能造成的冲击和威胁值得关注。以“劳动力老龄化-资本深化-粮食生产”为逻辑线索，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三期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分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并未带来粮食减产，反而呈现出增产的积极效应。机械技术替代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共同表达的双重资本深化诱致粮食增产的实现。据此认为，在中国劳动力老龄化的结构转型阶段，双重资本深化是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冲击转化为粮食增产的根本手段，也是应对粮食安全冲击的重要途径。

摘要: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是推动农业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亟待深入探讨。基于湖南和湖北两省2007-2022年县域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政策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示范区创建显著提升了试点县域的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政策试点通过促进农业技术创新和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活力，间接推动了农业绿色转型进程。政策试点在非平原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及农业减排压力较小的地区效果更为显著，且随着政策实施批次的推进，政策效应呈现增强趋势。建议在现代农业示范区等农业转型试点政策中进一步强化县域农业绿色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完善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绿色转型的政策支持，因地、因时施策，推动试点政策制度势能转化为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效能。

摘要:农村产业融合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经之路，基于2020-2022年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内生转换模型，探讨农村产业融合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村产业融合显著提升了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从融合模式来看，技术渗透型融合、农业内部融合和产业链延伸型融合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呈现依次递减的特征，这一结论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和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农村产业融合通过规模经营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两重机制，促进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3）异质性分析发现，以龙头企业、“龙头企业+合作社”为载体的产业融合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以合作社为载体的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则不显著。此外，农村产业融合对农业绿色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在苏南地区和苏中地区更为显著，而在苏北地区则相对有限。基于上述结论，地方政府应该重视农村产业融合在农业绿色转型中的积极作用，积极发展和培育产业融合主体，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摘要:基于黄河流域中上游1250户粮食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运用Tobit模型和2SLS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数字金融通过促进农户非农就业，提高资本劳动比，以及促进农户采用绿色生产技术，进而提升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数字金融对接受政府农技推广的农户群体影响更大。（3）随着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位点的上升，数字金融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对处于非粮食主产区、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和家庭处于赡养期阶段农户群体而言，数字金融的绿色提升效应更明显。因此，应加快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并促进资本深化，加快农业绿色技术推广，同时把握农户不同适用情境的异质性。

摘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以及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大背景下，寻找能够有效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耕地质量保护的内部动机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MOA理论（动机-机会-能力）构建粮食规模种植户的企业家精神对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利用来自粮食主产区省份（湖北、湖南、河南、江西、江苏、安徽）实地调查获取的517份样本，在控制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的基础上，系统分析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对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正向影响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2）社会网络、企业家能力均正向调节了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关系；（3）基层制度完善性对企业家能力调节作用的调节效应显著，当基层制度完善性较高时，企业家能力对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与其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增强。由此认为以引导和强化规模户的企业家精神的方式推动其参与耕地质量保护，是相较于政策激励方式、经济激励方式之外值得重视的推进耕地质量保护的举措，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摘要:通过构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8-2022年省级及以上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文本，基于PMC指数模型、文本分析单元编码等测算政策综合效力和政策工具使用力度，并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揭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通过拓宽农民群体的非农就业渠道，有助于提升这一群体的工资性收入水平，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其工资性收入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需求型政策工具有利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升，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无显著影响。在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实践中，供给型政策工具在创业后期支持不足，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风险控制力度不足，引致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政策效力的相对弱化。据此建议注重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与风险防范、加强政策制定部门间的协同性。

摘要:基于产品组合宽度和深度的双重视角，通过四组实验揭示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多样化对消费者品牌态度的双刃剑效应。研究发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产品组合宽度在减少搜寻成本的同时也削弱了感知专业性，总体上会降低消费者的品牌态度；产品组合深度在增加偏好满足感的同时也诱发了选择过载，总体上并未显著提升消费者的品牌态度。因此，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并不适合产品多样化。不过从作用边界来看，随着品牌行政等级的提高，感知专业性的负向中介效应明显减弱；在提供产品信息的情况下，选择过载的负向中介效应不再显著。因此，建议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优先围绕特定品类建立，不宜涵盖过多近似品种，充分把握边界条件，谨慎推进产品多样化。

摘要:以农业供应链中的客户企业标准化为切入点，基于2008-2022年农业上市公司季度合并数据，实证检验了农业供应链中客户企业标准化对上下游企业信息环境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揭示，农业供应链中客户企业标准化建设能够产生积极的信息外溢作用，有助于减轻“牛鞭效应”。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业供应链中的客户企业标准化通过提升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信息验证成本以及增进“供应链协同”，从而改善农业供应链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进而减轻“牛鞭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客户企业标准化对农业供应链“牛鞭效应”的缓解作用在供应商企业规模较大、技术能力较强、地理邻近性较弱、地区契约环境较为薄弱以及农业产业链延伸程度较低时更为显著。本研究为优化农业供给结构、缓解产能过剩及提高效率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摘要:优秀农耕文化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和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的鲜明标识和宝贵财富。“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从价值意蕴看，延续了民族记忆，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理论，增添了乡村治理智慧，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从本质过程看，传承发展的过程是充实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体、传统与现代互动对接、价值再创造和全面探索中国特色乡村文化振兴道路的过程；从现实困境看，传承发展优秀农耕文化面临认同危机、激活传统生命力困难、“双创”不足和手段单一的问题。因此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整合多元主体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文化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将德治约束与机制完善结合；坚持与时代同行，创新文化传承发展手段。

摘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农村发展。高质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进路在于：以深化改革为指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粮食安全为底线，构建高质量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以科学技术现代化为牵引，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支撑，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以农民增收为目标，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以城乡融合为重点，推进更高水平城乡一体化。

摘要:积分榜治是围绕“榜”开展的治理实践，是积分制治理的延伸和超越。研究对浙江省Z村的“榜”治实践展开个案分析，以“在场”为核心概念，并基于传播与仪式的理论，探讨“榜”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践过程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榜”治通过立“榜”、登“榜”、活“榜”的仪式化过程，实现物质、身体、意义三重在场。在该仪式化实践过程中，“榜”促成了国家-社会双向互构机制：行政力量通过符号转译与仪式操演将制度文本转化为文化认同；自治主体借助人情面子动员强化了村社共同体意识。但“榜”治的治理效能依赖于熟人社会、乡村能人的仪式创造力及持续性的互动仪式。研究进一步揭示，“榜”治实现了技术治理与文化治理的范式升级，既破解技术治理的“指标悬浮”困境，又化解文化治理的主体缺位，同时弥合“国家-社会”关系的张力。基于此，研究尝试性提出“榜”治的“技术-文化-关系”三维解释框架，为理解乡村治理创新提供新的理论透镜。

摘要:乡村环境治理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构建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的重要目标。在乡村社会场域中，地方政府、村庄组织和村民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改变以往政府主导的乡村环境治理方式，形成各主体共同合作参与环境治理的方式。浙中河西镇生态洗衣房案例较好地阐释了地方政府、村庄组织和村民在乡村社会场域中如何构建“合作治理”机制，促进了乡村环境治理长效机制的建设。基于案例镇“合作治理”实践的开展以及背后逻辑的分析，深入理解在当前乡村社会场域中环境治理所依赖主体的合作关系。在主体间对等、互信基础之上进行协商对话，以此实现各主体的利益诉求，最后达到乡村治理有效与生态宜居的目标。同时，基于经验事实的研究，围绕地位不对等主体之间如何在乡村场域内形成平等、互信合作机制进行理论概括，进一步扩充了合作治理的理论研究内容。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明确农村妇女公益诉讼以“确认成员身份”时侵害妇女合法权益为判断基准，同时强调了“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诉的利益公共性，将男女平等的“软法”倡导上升为公益诉讼的“硬法”威慑。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公权力行使监督权，其作为一种带有治理属性的司法手段，实体层面以行政“纠偏”为主要选择，程序层面呈现了显著的非诉化特征。面对实践中的困境，应当坚持农村地区男女平等与生产效率的协调统一，进一步细化农村妇女公益诉讼的启动标准，在保持司法谦抑性的同时充分保障农村妇女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注重充分发挥农村妇女公益诉讼的司法溢出效益，通过司法实践生成制度性规则、催化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

摘要:当前农村人口空心化下，农村酒席人情负担问题日益凸显。减轻农村人情负担，事关农村移风易俗、推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搭建一个“关系-信任-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闽东D村为案例，深入探讨农村人口空心化之下，农村酒席人情负担的生成问题与减负路径。案例研究表明，在闽东地区的团结型村庄，其酒席人情负担的生成机理，围绕着人情网络延续、风险感知加剧、人情功能性异化、虚荣心理作祟而展开，并遵循人情关系往来从“互助性”到“功利性”、人情信任导向从“道德约束”到“利益驱动”、人情行为消费从“求均衡”到“互攀比”的演变逻辑。由此，提出农村酒席人情负担的减负路径，即发挥传统文化制度功能和民俗调适作用让人情回归本初、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拓展农民家庭的生存韧性、强化群众性自治组织整顿无序跟风攀比的不良风气。

摘要:面向粮食与生态“双安全”目标的耕地保护分区管控研究，可为中国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一定理论借鉴。基于耕地数量预测模型、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模型预测中国未来耕地数量，借助InVEST模型、耕地综合评价指数等对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及产出水平特征进行测度，并提出时空耦合下的中国耕地保护分区管控策略。研究表明：（1）2020-2035年，中国所需耕地数量整体呈下降态势，尽管短期内所需耕地数量超过粮食安全警戒值，但从长远来看目前耕地规模可以满足长期粮食安全的需要；（2）耕地生态系统服务及产出水平在不同维度上呈现出显著区域差异，总体来看：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平原丘陵区、黄淮海区、东北区与江南丘陵山区，其他区域较低；（3）通过将时间尺度上的情景假设和空间尺度上的地块优越性进行空间叠加，将中国耕地划分为六大类管控区，不同管控区具有不同的耕地生态退化问题。由此提出应围绕粮食与生态“双安全”目标实施差异化耕地保护分区管控策略，以实现耕地资源长期可持续利用。

摘要:家庭债务风险的持续积累，农村家庭因收入与社保短板更显财务脆弱性。在此背景下，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金作为农户家庭资产结构转型的重要外生冲击，其与债务风险的关系是理解国家土地财政与家庭杠杆交互机制的关键。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CFPS），系统考察农村土地补偿金对农户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路径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土地补偿金通过短期流动性冲击、资产结构调整与预期行为调整三重渠道显著提升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第一，补偿金的短期充裕诱导家庭消费升级，迫使家庭在补偿金耗尽后依赖借贷维持消费水平，加速债务积累。第二，土地资产流失导致家庭生产性资本减少，资产结构的调整迫使家庭通过借贷弥补经营缺口。第三，补偿金还通过改善收入预期，刺激家庭扩大长期消费与高风险投资，释放的资金转向竞争性消费，加剧流动性压力。异质性分析发现，重度老龄化家庭因医疗支出刚性，仅房贷规模显著响应补偿金变动。基于此，提出需构建动态补偿机制、强化社保联动政策并完善就业与技能培训配套，以对冲土地财政转型中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