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对于促进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的准自然实验，探究县域城乡融合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县域城乡融合能带动试点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比例为1.5%。县域城乡融合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农作物规模经营与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农民收入增长。同时，在东部、高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高财政能力水平的地区，县域城乡融合的农民增收效应更为显著。据此，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后续政策的实施需要更偏向于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推动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建立健全的农产品城乡流通体系，稳定农民收入增长。

摘要:农民幸福感提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而城乡社会保障融合通过缩小城乡差距确保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使用有序Probit模型和KHB方法，探讨城乡社会保障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显著提升农民幸福感，尤其在中共党员、年长者的个体中更明显；相对城乡社会福利融合，城乡社会保险融合和城乡社会救助融合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城乡社会保障融合通过转移养老风险和医疗风险、增强家庭认同来提升农民幸福感。边际效应表明，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民感到“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378和0.546。据此建议进一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融合深化，加大对农村特定群体社会保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摘要: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既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探索。在此背景下，构建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中央绩效考核如何影响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绩效与粮食安全保障间的治理决策，并利用2010-2020年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对“粮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能显著缓解地方“粮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地方比较优势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缓解效应受到自然、技术以及市场因素的差异化影响，在地形平缓、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多的地区更明显。官员风险成本异质性分析则发现，这一缓解效应在粮食安全工作相对风险小、官员风险厌恶程度低的地区更突出。因此，应进一步下沉粮食安全保障责任，制定差异化的粮食安全绩效考核权重，完善粮食安全配套政策以提升各地种粮抓粮积极性。

摘要:在测度各省农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基础上，使用扩展的STIRPAT模型和2005-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显著促进了农业碳减排，并且绿色技术创新尤其是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是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高和数字基础设施发达的省份，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果更加显著。面板门槛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基于自身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只有当农业数字化水平达到一定阈值后，其碳减排效应才会充分显现。最后，研究还发现农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性，并且位置相邻和地理距离相近的地区间更容易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摘要:商业保险在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供高质量养老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构建Probit回归模型考察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对农村居民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正向影响农村居民商业保险参与，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可通过互联网嵌入对农村居民商业保险参与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更有效地提升了数字乡村建设中高水平区域的农村居民商业保险参与。在具有信息载体和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对农村居民商业保险参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完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商业保险推广模式，建立商业保险相关的风险补偿机制；缩小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差异，促进农村居民互联网信息嵌入；充分利用信息载体传递商业保险有效信息，推动农村居民商业保险参与。

摘要:数字鸿沟是发展不均衡的一种表现，弥合数字鸿沟、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19年间五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数字鸿沟的影响。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能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扩大消费内需，提高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且数字金融使用多样化程度越深，家庭消费水平越高；2）数字金融可提供多元消费方式和需求，改变居民消费观念与习惯，提高享乐型消费与生存型消费占比，进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3）从家庭消费视角，数字金融有助于弥合代际数字鸿沟和东西区域层面数字鸿沟，但会产生城乡差异，加剧城乡数字鸿沟，特别是老年人群的城乡数字鸿沟。

摘要:以数字经济为抓手，厘清其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影响机理并驱动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于推动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GML模型和熵值法，分别对该区域经济带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数字经济水平进行了有效测度，并深入探讨了该区域经济带数字经济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样本期间内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总体呈现逐步上升趋势，且数字经济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②加入三种要素配置中介变量之后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缓解劳动力配置扭曲程度进而提高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③异质性分析得出，在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武汉经济圈等，数字经济对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该结论为国家倡导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以数字兴农”提供了实证支撑，且对推动长江经济带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该区域经济带粮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摘要:新质生产力兼具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理论的又一次创新。在数智化时代，面对我国农业大而不强的突出问题，新质生产力已然成为建设农业强国的根本动力，而农业数智化则是新质生产力基于我国农业国情的必然选择与应用。从出场逻辑看，新质生产力为农业数智化的出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基础；指明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交汇；阐明了农业数智化的跃迁升级源于新质生产力的持续赋能。囿于农业在中国特殊的历史地位与产业环境，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数智化转型，面临着农业数智化人才匮乏、农业数智化基础设施滞后、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集成化水平较低、农业数智化产业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的“人-物-链”系统性、闭环型困境。为加速实现农业数智化转型，必须以大力推动农业颠覆性科技创新运用为核心，以积极构建农业数智化生态链和加速农业全要素提质增效为两翼，最终以农业强国赋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摘要: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城乡融合、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高等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的重任，充分发挥其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对于提升城乡融合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30个省份2012-2023年的统计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对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机制和路径。结果显示：高等教育对农业新质生产力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性；其中，人口城镇化发挥了较小的中介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应当优化高等教育体系，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和重要支撑；因地制宜，激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特色效应和创新活力；协同发力，促进高等教育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有效形成和持续发展。

摘要:实现集体林业生态产品价值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和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连接点。然而，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变革，集体林区面临着村民资源依赖性下降、村集体生产要素结合能力欠缺和合作社融资规模萎缩等挑战，倒逼集体林区探索国有林场嵌入集体林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治理机制。基于闽、川、赣三省调研，采用多案例比较法发现：国有林场作为中国特色的公益类事业单位，灵活应用数字化公共服务、权益保障、资源整合和大市场对接四项工具，并针对单户经营、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种集体林地经营模式创造出统揽经营、地块分工和产销服务三种国有林场的嵌入模式，有效推进集体林业生态产品的专业化生产。进一步指出，国有林场立足枢纽地位，运用独特的连接性和桥接性社会资本，以实现平衡数据访问和数据安全、提升农户收益和财产安全感知、增强村庄和外部行动者联动能力的目标，进而促进集体林业治理转型。因此，建议把国有林场嵌入集体林业治理作为一种建设方向，通过构建数字化共同体，创新林业适度规模经营形式和延伸林业价值链等手段实现生态产品价值。

摘要: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深，老年流动群体已经成为我国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老年流动人口进行群体细分和特征识别，有助于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以为其提供更优质的社会保障，协助其更好地适应城镇环境。结合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LCA模型对老年流动人口进行群体细分与特征识别，并构建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找寻影响不同类型老年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因，为更好满足其流动需求提供依据。研究发现，可将城镇化背景下的老年流动人口细分为3类：（1）“代际交换型”，多以农村高龄、健康状态不佳且家庭整体收入水平不高为主要特征，属于3类流动老年人口中最弱势群体，基于代际之间的互惠互利而发生的流动迁移。（2）“经济驱动型”，多以农村低龄、健康、家庭子女较多为主要特征，属于3类流动老年人口中就业创业意愿最强群体，绝大部分基于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原因而流动。（3）“情感依赖型”，多以城镇受教育水平和家庭经济水平普遍较高为特征，属于3类流动老年人口中追求情感富足意愿最强的群体，基于养老考虑随子女一起流动。提出应从保障经济驱动型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参与、加强代际交换型流动老年人口的社会支持、完善情感依赖型老年流动人口的养老服务等方面提升其社会保障水平。

摘要:小农生产的劳动合作转向市场化雇工折射出中国乡村传统社会网络的变迁，由外出务工机会引发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持续外流可能是促发小农生产市场化雇工的关键因素。从小农社会网络变迁视角出发，基于中国香蕉主产区广东、云南、海南三省蕉农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外流对小农生产用工决策的实际影响；进一步从社会网络的强度和广度两个维度探究社会网络变迁对小农生产用工决策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劳动力外流显著促进农业家庭经营的用工市场化，推动小农生产用工方式从“换工”转为“雇工”；第二，劳动力外流削弱了小农在农村本地的社会网络“强度”，拓宽了其社会网络“广度”；前者显著抑制了小农生产用工的市场化转变，而后者对小农生产用工的市场化存在明显促进作用。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小农社会网络的瓦解与重构，并进一步诱致了中国乡村社会情境下小农市场化用工制度的演化，厘清小农生产制度的自然演化过程能够为小农生产合作的专业化与组织化提供参考。

摘要:随着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推进，农村农民迈入数字时代已是大势所趋，这也为化解村治难题、提升村治效能创造出新的机遇。从中国式乡村治理有效的“恒常”出发，结合对台盘村“村BA”网络出圈现象的实地调研，将数字时代乡村治理有效的实现路径总结为“从流量变现到内力再生”。流量变现黏合了原本松动的人村关联，使村庄演变为能吸引村民返乡创业、能增加农民收入的时空场域。在此基础上，社会关联得以重组，内生动力继而再生，支撑着村庄取得了满足农民美好生活所需和公共生活秩序良性发展的治理效益。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应以催生村庄的内生动力为要务，把村庄打造成能够让农民安身立家的宜居宜业之地。

摘要:深嵌在农民生存之道中的“面子”，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机制，生产着地方性的乡村治理秩序，能够弥补行政和法律难以触及的人心领域。在传统乡村社会，面子的秩序功能在行为约束、纠纷解决和公共参与三个方面尤为显著。随着乡村社会向现代化转型，面子秩序功能赖以有效运作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其功能效力有所削弱。然而，考察当代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案例发现，面子的秩序功能得以在乡村环境治理的场域中被重新激活，发挥出彰显主体性的“面子守规”，追求契约性的“面子惩罚”以及蕴含公共性的“面子监督”等功能。究其再生机理，熟人关系网向治理共同体的转型为面子秩序提供了新的运作场域；地方性伦理向普遍性道德的演化，使面子秩序的规范基础发展出新的价值标准；农民面子观念从人情互惠向契约精神的转向，为面子秩序的运作注入了新的文化基底。不论社会如何变迁，面子秩序功能的有效发挥均有赖于身份认同、社会评价和自我规训这三大要素，这是面子的秩序功能从传统延续到现代的内在基因。

摘要:当前关于农村青年和青年女性情感问题的研究，鲜有触及流动时代下最需情感观照的农村青年“留守宝妈”群体。在马克思青年观与杜威情感理论观照下，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式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发现，流动时代下，“重要他人”频繁化时空性流动促使“宝妈”情感劳动量持续增加，新旧文化价值理念间动态化冲突促使“宝妈”日常情感输入消极化，数字化负向信息多模态传播与渗透促使“宝妈”时常陷入情绪焦虑，乡村社会转型中交往实践场域与情感内容无序之变促使“宝妈”情感需求难以合理满足。健康情感具有积极的内在感染性、精神渗透性、群体交互性、实践扩展性，可在多维度与高强度的流动情境中维护“宝妈”心理健康、增强“宝妈”育儿信念、促进“宝妈”协同进步，以及缓和乡村社会人际矛盾冲突。据此建议从升级基层情感管理方式、创造和谐人际沟通情境、强化群团组织服务力、优化相关制度机制与提升自我情感观照能力等方面，助力流动时代农村青年“留守宝妈”化解情感困境、塑造健康情感世界。

摘要:土壤污染的隐蔽性、累积性、滞后性、复合性和跨行政区域性，导致土壤污染区域协同治理边界厘定成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我国土壤污染区域协同治理存在着包括范围边界、主体边界及行为边界在内的多重边界不明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土壤污染区域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以协同治理理论、行政自制理论和有限政府理论作为土壤污染区域协同治理边界厘定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健全规范体系、明确范围边界、主体边界和行为边界的具体路径。通过构建行政边界为基础、功能边界为主导、地理边界为辅助的范围边界模式，确立政府主导、市场和公众参与的多元主体“三角协调模式”，以及以必要和相适应为核心逻辑的行为边界明确方法，旨在为土壤污染区域协同治理边界厘定提供科学指导，从而推动跨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防治协作的深入发展，实现生态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摘要: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具体样态，旨在通过实施标准化的耕地保护来创新性配置耕地这类农业生产要素。相应的目标治理即是依循相关规范设定，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蕴含的目标要素实施体系性规制；有必要从面积规模形式统筹与粮食产出能力实质统筹这两个方面，设定相应的规制要点以明晰其规制策略。一方面，形式统筹导向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主要针对全局性建成范围宣示和阶段性建成面积羁束这两类规范事项，通过设定相应的规模型规制要点，明晰形式宣示、羁束型规模统筹的规制策略。另一方面，实质统筹导向下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目标治理，主要针对粮食产能比例结构和粮食产能参考值量化这两类规范事项，通过设定相应的能力型规制要点，明晰实质结构、量化型能力统筹的规制策略。

摘要:选择适当的再延包治理结构对于确保农地制度的长期稳定至关重要。基于威廉姆森的治理结构选择理论，从农地资产专用性角度，探讨再延包治理的有效实现途径。研究结果表明：（1）农地资产专用性通过作用农地价值和人地矛盾，影响了再延包治理结构的选择；（2）在我国，产权专属性、用途管制和地理位置固定性是构成农地高资产专用性的关键因素，而粮食用途管制和土地细碎化进一步形成了不同区域的专用性水平；（3）根据资产专用性程度，再延包适宜采用“混合治理”或“科层治理”模式；（4）Y区和X县的试点经验为理论假设提供了实证支持。因此，各地在实施再延包时，应识别农地特性，重视村集体与农户、农户与农户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选择合适的治理结构，促进再延包工作的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