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要高度重视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这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底线要求，不是全部主要任务。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是个系统工程，不可顾此失彼，要注意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思维。通过分析巴西在保障粮食安全问题上的教训提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仅 “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还要注意这些粮源必须“自主可控”；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工农城乡收入差距合理化结合起来；推进农业组织结构创新要注意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带动小农户合作经营、共同增收。当前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时不我待，要注意推进相关研究强化包容互动。

摘要:农民共同富裕是一段时期中国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和制约瓶颈，知识经济社会背景下教育是改造优化农民进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根本出路。历史上，美国曾在全国各州广设赠地学院开展面向农民的农业工业化教育，实现了大学、农业、农民、政府等多主体互利多赢。从分流施教看，目前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存在没有有效关注多数农民的流源问题、将农民教育置于最低层次的流层问题、多用非正规形式进行教育的流型问题、只顾眼前而忽视长远质量的流质问题和过分强调初级农产品农业的流向问题。面向三农现代化和强国建设，我国教育分流促农共富亟需构建培育新型农民、造就务工市民、幸福农民子代、促使农民回流、加快农民更新的系列促进机制，内外分流相互结合，改造提升和转化循环有机统一。推动五大系列机制良性运行，我国需要立法赋予高等教育承担转化农民的教育分流职能，建立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的促农共富教育分流体系，实施配套教育改革和政策保障。

摘要: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研究显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与共同富裕的多元化目标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有助于补齐共同富裕的乡村短板，是引领农民跨越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引擎。而拘囿于发展的非均衡性突出、资源有效供给不足、产权结构封闭和治理结构失范等因素的制约，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整体发展仍较为薄弱。面向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以“飞地经济”为抓手，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持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着重盘活集体“三资”和扩大产权开放性，加速推动“政经分离”，促进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升级。

摘要:当前我国农业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农业发展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农业风险上升，合适的农业信贷和保险规模与结构能有效提升金融服务农业经济的效能。基于理论分析将农业信贷和风险管理因素引入生产函数中，利用2006-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不同农业生产区间下农业信贷、保险与农业经济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农业周期存在明显的经济区制转变，可将其划分为正常波动区间和持续下行区间；农业信贷和保险均能有效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但在不同农业生产区间下二者带来的影响存在差异。鉴于目前农业经济已进入持续下行区间，提出应加快由“农业信贷”单轮驱动的农村金融模式转变为“农业信贷+保险”双轮驱动模式；当农业信贷、保险处于合适的阈值区间时，才能有效发挥二者的协同效果。

摘要:随着县域财政压力的加大，县级政府干预金融资源配置导致县域金融市场沦为政府的“第二财政”，对县域金融稳定产生冲击。基于2011－2021年142个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数据及其所在县域的财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县级政府主要通过干预农村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信贷投向，实现对县域内金融资源的配置，进而导致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增加，即“金融财政化”增加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但进一步研究显示，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前提，当财政赤字率高于3%的国际安全线或当县域金融市场为寡占型市场时，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有显著负面影响，否则影响不显著。此外，由于县级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若政府对市场采取激励手段，例如构建县域范围内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或“政银保担”联动机制等，县域财政压力虽然会导致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和房地产贷款占比提升，但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不升反降，这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财政金融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摘要:政策性担保机制通过发挥“第三方”抵押品替代功能有效缓解了“三农”融资困局。然而，“担保支农”是否必然扶持了政策期待的目标对象仍然存疑。使用内蒙古3市370个获得政策性担保贷款的农牧户数据，基于信息甄别视角检验了政策性担保机制对不同属性特征农业经营主体信贷可得的差异性作用。研究发现，政策性担保机制的投放逻辑为“政治精英俘获、反担保品优先”，这偏离了担保支农“扶持高成长性主体、弱化抵押担保”的政策初衷，该结论在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偏向“政治精英”的投放策略更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政府干预程度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政策性担保机制增加“政治精英”、反担保品特征农业经营主体信贷可得性的作用更加明显。据此，从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成长优先、避险前置、产业化布局、数字赋能等层面提出实现农业信贷担保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摘要:将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划分为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并阐述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199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静态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估计方法对理论机制进行了严谨的实证检验，并运用替换关键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显著降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程度，不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升级；（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和阻碍技术进步两条机制，阻碍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据此，本文提出，为缓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质量和数量约束，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农业知识和技术培训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

摘要:引导小农户开展合作和联合是提高小农户组织化程度、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新途径。基于资源编排理论，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以四川JN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例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探讨小农户通过联盟实现价值共创的机制。研究发现：小农户通过联盟最终实现经济价值和情感价值的共创；实现价值共创的过程主要经历资源结构化、资源能力转化、杠杆利用三个阶段的资源编排，盘活小农户的资源和能力。在充分考虑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状况、农户自身特性等情况下，引导小农户开展合作和联合有利于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摘要: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下，合作社能否维持自身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嵌入的关系网络质量及应对环境的动态能力。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粤省286家合作社为研究样本，探究关系嵌入、动态能力与合作社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亲缘和业缘关系嵌入都能显著提升合作社竞争优势，但相较于亲缘关系嵌入，业缘关系嵌入的提升效应更强；不同动态能力在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发挥异质性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亲缘关系嵌入通过提升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进而增强合作社竞争优势，而业缘关系嵌入则通过提高获取能力和学习能力来增进竞争优势；动态能力在亲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业缘关系嵌入与竞争优势间的中介效应均受到环境动态性的负向调节，中介效应在环境动态性水平低时更为显著。因此，合作社应在外部环境较稳定时积极培育内外部关系网络，依据关系嵌入情境相机构建动态能力，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摘要:基于资本要素禀赋理论，构建农产品商品化率影响农户化肥施用量的理论模型，以阐明商品化率对化肥用量的影响机理，并结合湖北省江汉平原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农产品商品化率对农户化肥施用量的影响具有拐点效应，二者呈现“倒U”型变动特征，转折的临界点为69.15%；（2）稻谷商品化率低于69.15%时，土地细碎化和劳动力非农转移对化肥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土地均分制造成的土地细碎问题和家庭经营重心转向非农活动是引发低商品化率农户短期行为的诱因所在；（3）稻谷商品化率高于69.15%时，服务外包和土地经营规模对化肥用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参与农业分工和开展农地规模经营能够激发高商品化率农户的长期行为。基于稻谷商品化率拐点前后的减量影响差异，认为低商品化率农户是化肥减量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引导其减量的策略在于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同时为机械化等节约人工的作业破除障碍；高商品化率农户的减量策略则在于鼓励有经营能力的农户扩大经营规模，支持有交易能力的农户参与农业分工。

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力举措。数字化技术的嵌入正在改变城乡社会的发展格局并形塑新的治理模式。在社会数字化转型场域，数字治理成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变量，针对当前数字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结合“共同体”理论尝试提出数字治理共同体这一学术命题。在深入阐释其概念特征的基础上，以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为研究背景，基于“理论－历史－现实”三维视角，系统解构城乡融合发展中数字治理共同体的多重逻辑。基于此，从物理边界的消解与重构、基础网络的织就与形塑、多元主体的融入与互动、科技伦理的诠释与再造等方面提出建构路径，推进“中国之治”话语体系的完善。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各地政府自上而下实施了农村环境改造，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农村居民的改造意愿和自身行动力被边缘化等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本体论转向突出了“劳动”的价值，认为融入了劳动的环境才能够从自然转向“景观”，使之更加宜居。依据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人与环境存在互为主体、彼此嵌入的关系，在人-劳动-景观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中，以案例呈现乡村围绕环境问题进行从自觉到自为的行动过程，包括通过协会建设组织劳动激发村民参与热情；通过合作社建设搭建按劳分配机制保障村民劳有所得，使劳动参与可持续，环境治理以村民为主体，将政府、政策、农民、组织、景观等带入治理任务网络，各主体相互协商，实现良性互动，多方依托环境治理行动实现多元目标达成。提出通过劳动动员激发农民主体活动，使农村居民在改造工作中变“客体”为“主体”，变“边缘”为“中心”，搭建共治共享共建平台，在环境提升过程中实现人文与自然和谐相依，以劳动为纽带，发挥人作为生产力关键因素的价值，实现环境整治与社区治理的相互促进。

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基层党建单向“嵌入”乡村治理模式的局限性不断凸显，而通过“耦合”多元治理力量以引领乡村共治的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在乡村共治的过程中，基层党建发挥引领作用，耦合乡村多元治理力量，不但能促进乡村善治，同时又可以提升基层党建的引领力，从而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耦合视角下，基层党组织通过价值耦合、利益耦合、权力耦合等机制实现引领乡村共治的目的，但现实中存在文化、经济、政治等三重张力，具体表现为价值追求的失范、资源分配的失序和治理权力的失衡，需要基层党建通过价值耦合以重塑乡村“公共性”价值共识、利益耦合以构建共创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权力耦合以构建上下连通横向协作的治理结构，从而引领乡村共治，助力乡村振兴。

摘要: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微治理是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方向。微治理立足于乡村治理单元下沉与生活转向，提高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因此，基于“制度与生活”理论视角，分析微治理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一方面，微治理有效应对村民自治下沉的制度环境，回应村民差异化的生活需求，及时处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微事务”。另一方面，微治理以村民小组为治理单元，构建“微共同体”“微网格”和“微组织”的内在要素，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再造、治理方式重塑和治理资源整合。微治理重构乡村治理形式和内容，在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制度化的治理规则和“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微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能够提升村民主体性地位，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要:以贵州省L县X村的旅游开发为例，探讨基层政府发展村庄产业的“经营平台”机制及其逻辑，将“经营平台”机制看作基层政府保持适度自主权的努力。在推动村庄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基层政府集中体制内资源与村庄社会合作，合力将村庄打造为带动各方市场参与的“平台”，并保持平台稳定运行，尽可能提高平台交易量并从中抽取“平台利润”，形成一种“经营平台”的治理机制。这一治理机制使得基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规避体制-市场-社会三重结构的约束，保持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权。“经营平台”是基层政府集中有限资源应对制度约束的结果，它在推动村庄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回应多方诉求，也满足政府自利诉求，但却弱化村庄治理能力，放大经营风险，加重体制负担。

摘要:随着现代化转型的深入，农村家庭的伦理和功能整合已经不足以呈现家庭转型的丰富面向。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村三代家庭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出现了母系偏向的家庭整合样态，其特征表现为日常互动的母系偏向、资源整合的母系偏重和儿童抚育的母女合作。在母系偏向的整合实践中，少子家庭下的情感合法性支撑构成了整合空间，家庭利益需求下的情感策略作为整合动力，权变结构下年轻女性的情感资源成为整合优势，凸显出偏向母系家庭的情感整合样态和家庭秩序。情感整合的出现说明情感结构足以成为影响家庭样态的前台力量，中国家庭开始从父子一体转向亲子一体，家庭功能实现的情感权重显化，并且在双系互动中由于情感资源的优势，女系开始隐性崛起。由此表明，家庭的情感化和亲密化是理解家庭现代化转型实践的又一重要面向。

摘要:探讨农村社会工作者择业和离职的动机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推动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借鉴场域理论和阿兰·图海纳对于主体概念的解释，对21个农村社会工作者的案例分析发现，这一职业群体可按择业动机分为三类：生存生活型、职业发展型和利他反思型。总体来看，他们既有对于生存和生活的现实诉求，也渴望获得意义感，成为具备创造性乃至利他性的主体。而农村社会工作作为职业场域，其中的行业、机构、政府或政策以及农村社区等环境性要素既有一定的特殊性，其部分优势满足了具备特定动机的农村社会工作者主体性生成的需要；也存在与城市社会工作相似的诸多限制，推动了农村社会工作者离职意愿或行为的产生。因此，提出不仅要着力提升农村社会工作者的待遇福利，更要为其提供更多的行动空间以及社会参与和自我实现的机会；也应当开发可以测量社会工作者改造社会、践行利他主义和反思主流价值观等意愿强度的量表，并将其应用到对该职业群体的考察中。

摘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作为一种典型的行政计划，旨在凸显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导向下，围绕特定的客体区域范围，来实施公权力主导下的相关开发建设活动。有必要基于计划规范构造视角，尝试明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效力渊源、效力谱系与效力方式这三类羁束事项，进而厘清相应的羁束效力结构定位，以指引完善相关的方案效力规范。首先，效力渊源羁束事项旨在围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活动的羁束性过程与目标表达，来厘清相应方案所涉公权力主导属性事项与公共利益导向定位事项。其次，效力谱系羁束事项旨在从原则性、实施性羁束角度出发，来明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对各类综合性发展规划和专门性空间规划的依据衔接事项。最后，效力方式羁束事项旨在立足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活动不同面向的行为约束设定，来厘清相应方案所涉程序性前置事项与编制活动指南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