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基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小农生产格局下中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短板的理论阐述，针对性梳理日本、韩国等典型小农国家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国际经验。研究表明，保障供给、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体系完善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小农生产格局下，生产效率低、成本高、品质和环保水平差等固有不足，使中国农业距离实现高质量发展尚存一定差距。提出中国可借鉴日韩两国推进结构改革、健全社会化服务、强化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融合、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推动绿色转型和夯实“软实力”的典型经验，以立足小农、服务小农、强化小农为政策主线，促进人、地、资金等关键要素的整合与流动，不断强化种业创新和装备创新，推动农户生产行为实现绿色转型，同时注重将增强“软实力”作为提升“硬实力”的有效补充。

摘要: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7031个农户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技术使用发挥了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桥梁”作用。数字技术使用会提高农户迈入共同富裕队列的可能性，该结论对不同数字技术使用目的及使用频率的农户均成立。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与模型等方式进行再估计，研究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地，在考虑数字技术接入地区、受访者职业特征和性别类型等差异后，数字技术使用在农户实现共同富裕中仍发挥显著的“桥梁”作用，但该作用在受访者阶层认同和学历层次两方面存在差异性。数字技术使用对阶层认同为“中”“上”和较高人力资本组受访者的共同富裕实现均具有显著的“桥梁”作用，但对于阶层认同为“下”和较低人力资本组受访者，数字技术使用的影响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认为“能力鸿沟”是制约数字技术发挥促进共同富裕“桥梁”效应的关键，并进一步提出实施“农村居民数字强能赋能行动”，助力农户通过数字技术使用促进共同富裕的启示。

摘要:基于当前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这一现实背景，利用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从创业、创新和互联网使用三个维度探索就业质量提升路径。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替代效应”和“智能化效应”，其中“替代效应”占主导地位，致使产业智能化通过降低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阻碍高质量就业；异质性分析发现，第一代和外地农民工、社会资本和技能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从事常规性特征工作的农民工、处于东部以及劳动力保护较弱地区的农民工，其就业质量受产业智能化的负向影响更明显。提出促进创业、培养创新意识和提升互联网使用技能可以推进农民工把握新就业形态，从而缓解产业智能化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抑制作用、助力高质量就业。

摘要: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对邻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影响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明显空间距离衰减边界，即300千米之内为正向溢出，300千米之外空间溢出系数值下降，省界对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阻碍作用；空间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地区及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其作用机制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收入水平、增强居民幸福感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基于此，提出区域协同发展、消除数字要素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发挥数字技术的辐射带动、提升居民幸福感等政策建议。

摘要:防返贫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和前提，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质量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信息技术应用的视角来看，当前我国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存在数据基础建设推进不够、智能监测预警应用不深、协同精准施策研究不透以及动态监测管控支撑不足等四大问题。随着数字乡村发展，数字乡村能在信息化总体水平、数字化参与程度和网络化应用场景等方面全面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助力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水平。在数字乡村建设的推动下，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不断演化升级，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四项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能够构建一个与农村社会客观情况高度仿真与同步的易返贫人群的“数字孪生”世界。虚实空间的双向互动将作为核心演化模式，促使防返贫数字治理全过程形成以三次映射为主线的智能化调适升级机制。智能化的防返贫数字治理机制将具备大数据和智能模型双驱动、实时预测赋能、去中心化决策与帮扶过程精准管控的关键能力。与此同时，通过统筹协调、思路转变、规划引导、多级联动、过程可信等五大路径，提升我国防返贫数字治理体系的智能化水平。

摘要:中亚是我国农产品进口的重要区域，采用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HS-6分位贸易数据测算了1992-2020年中国从中亚进口农产品的贸易边际，并进一步分析了各贸易边际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第一，不同贸易边际对中国从中亚农产品进口份额的贡献存在较大国别差异，整体上，中国从中亚农产品进口份额增长是由数量边际驱动的。中国从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口份额增长先后受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增长的驱动；从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进口份额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于数量边际的增长；从乌兹别克斯坦进口份额的增长则是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共同提升促成的，但这一趋势正在减弱。第二，近年来中国从中亚进口小麦和油脂产品持续增长，进一步挖掘其进口潜力对于中国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从影响因素看，地理距离和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对扩展边际有显著正向作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与中亚五国农业生产效率的交互项对市场份额和价格边际有显著正向作用。准确把握贸易边际增长结构能令贸易政策的选择更加有的放矢。未来中国作为需求方应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注重以对外投资等方式促进中亚五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积极发挥双边贸易协定作用，实现中亚五国农业发展和中国进口多元化战略的双赢。

摘要:合作社支持能够提高小农户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影响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的外源性力量。从强化认知、提高意愿和降低意愿及行为的悖离概率三个方面尝试性解构了合作社支持影响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的底层逻辑，并基于甘肃省定西市3县419份微观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合作社支持对小农户减量施肥行为、减量施药行为、测土配方技术采纳行为和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采纳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合作社支持对小农户质量控制行为不同维度的影响存在群组差异和代际差异。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合作社支持可以通过强化认知、提高意愿及增强能力3种中介渠道影响小农户的质量控制行为。基于此，从强化小农户的“认知-意愿-行为”自治机制、共筑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机制和建立合作社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妥适性的对策建议。

摘要:在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多维视角下构建农户施肥行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6省2132份农户调查数据，在考虑农户异质性和施肥多样性的基础上采用多项Logistic模型和基于遗传算法的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农户施肥行为。结果表明：（1）经济性越强，农户越倾向施用化肥和农家肥，认知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农户有机肥施用，社会规范的强化促进了农户施用农家肥；（2）经济性、认知和社会规范均能合理解释农户施肥行为，不同学科理论分歧的表象掩盖了其互补的实质；（3）农户具有异质性，家庭年收入较高时，经济性的提高使农户更倾向施用农家肥，反之，经济性的提高使农户更倾向施用化肥；家庭以农业收入为主时，经济性的提高促进了农户化肥和农家肥施用，反之，经济性对农户施肥行为无影响；在家庭年收入较低或以农业收入为主时，风险规避促使农户混合施肥。因此，对农户施肥行为的研究应结合中国农村具体语境，考虑农户施肥行为的多维属性；农业环境治理应兼顾农户异质性，分类施策以提高政策精度；通过提高农户认知、强化农村社会规范、有序推进农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拓宽农户收入渠道等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降低化肥施用。

摘要: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是林权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所在。基于全国9省（区）18县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考察林权改革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林权改革能够有效提升农户家庭收入水平，通过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方法验证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但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间存在显著差异，突出表现为“益富更益贫”的特点；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要素激励、生计策略选择、林地流转和林权抵押贷款在林权改革影响农户家庭收入中发挥中介作用，林权改革通过增加林业要素投入、强化生计策略选择、提高林地流转发生率和信贷可得性来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异质性分析表明：林权改革的政策效果在森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禀赋、代际程度和生产结构差异下表现出明显的情景依赖性。

摘要:乡村振兴离不开返乡创业，社会网络已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的关键。基于2019年全国2139家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将社会网络分为强、弱关系网络两个维度，研究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其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1）整体上看，农民工的强、弱关系网络均能显著提升其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但两者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2）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强关系网络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弱关系网络对发展型和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更为显著；在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弱关系网络对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强关系网络对中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明显；农民工的弱关系网络对第二、三产业的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3）机制分析发现，创新精神是农民工社会网络促进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提升的作用机制。因此，建议地方政府搭建促进返乡创业者相互交流的平台，努力实现返乡创业者强弱关系的双重嵌入，积极扩大返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同时要注重培养返乡创业者的创新精神，进而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实现高质量发展。

摘要:“同线同标同质”（三同）工程作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对出口食品企业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具有重要作用。基于903份全国消费者调查数据，以火腿猪肉罐头为例，运用选择实验法，分析了消费者对三同食品相关属性的偏好及支付意愿。研究结果显示，三同食品各属性对消费者效用的相对重要性依次为：产品标准、第三方认证、标签类型、价格、生产过程声明、三同信息服务平台；除特定国家产品标准与由行业主导的三同信息服务平台外，平均而言，消费者对三同产品的其他属性均具有正向的支付意愿；但正向支付意愿的背后隐藏着对不同属性具有异质性偏好的三类群体，即标准偏好型、认证偏好型和生产过程偏好型。因此，建议积极参与“三同”工程开拓内销食品消费市场、基于市场偏好优化三同产品标准体系、优化三同食品质量信息的传递方式。

摘要:对皖北Y村的调查显示，获得声望资本是村庄能人“当村干部”的内生动力。声望是稀缺的象征符号资源，对声望的追求源于人们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理需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样态，声望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并扩展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力。运用“文化网络-公共身份-声望资本”分析框架，阐释村集体经济“空白村”和人口严重流失的“空心村”，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文化网络为声望资本的生产、累积和展示提供了载体平台，村庄能人深受乡村文化网络的影响，具有维持村落社会声望的内在需要。公共身份是声望资本生成的重要机制，担任村干部，便获得了由国家和村民双重承认的“公共身份证”，可为村庄能人扩展声望资本提供“位置资源”，有利于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扩大影响力，提升社会地位。声望追求能够强化村干部的公共属性，为乡村发展与治理提供持续动力。

摘要: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局限于治理主体的价值二元博弈结构关系，而要立足行政与自治均衡的治理统合关系。调研发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行政统合与自治缺位弱化了村庄内生性资源嵌入村庄生活治理的活力，也无法回应国家现代化治理规则主导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行政与自治均衡状态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以行政资源输出强化了地方规则的共同体意识，并且激活群众参与的主体性，达成了均衡性的双轨治理结构和机制，实现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治理。从行政与自治均衡关系视角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弹性村庄社会结构的张力之间寻找行政与自治的均衡秩序，外引基层治理现代化规则嵌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内以整合内生性资源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摘要: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典型模式，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以张家界武陵源区为例，紧扣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精准分析旅游城镇化作用乡村振兴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效应；武陵源区目前的自然发展模式虽能创造较好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会造成结构性失业、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5种仿真模式中，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最佳模式；旅游政策影响因子在不同仿真模式中均成为重要的政策因子，印证了武陵源区旅游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实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最佳驱动必须从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与生态优化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发展路径促进乡村振兴。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内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摘要: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地经营权的重要性愈加凸显。由于有较多的转入农地，农地经营权直接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产权性质的歧义和权能结构的模糊，使得农地经营权强度对正规信贷数量的影响，关系是复杂的，路径是模糊的。从法律、事实和感知3个维度，理论分析农地经营权的强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正规信贷数量的关系。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分析农地经营权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组态路径。结果表明：尽管尚未完善，但法律维度的农地经营权强度已显示出对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的显著作用；由于配套改革的不完善等问题，农地经营权强度的事实维度和感知维度对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正规信贷数量仅发挥了一定的辅助作用。由此认为要强化农地经营权，不仅要进一步推进农地经营权的法律改革，还要强化农地经营权的事实维度即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转入农地的实际权利，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地经营权强度的安全感知。

摘要:从碳中和视角出发，考虑农地利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固”与“排”的平衡，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2005－2019年31个省（区、市）的农地利用效率，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及动态演进趋势，利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模型）探讨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时空异质性和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中国农地利用效率上升至相对有效水平，其中西南地区最高但呈逐年下降趋势，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陷入“内卷化”陷阱，各地区农地利用效率的差异呈“扩大-缩小-扩大”的变化趋势；（2）相较OLS和GWR模型，GTWR模型解释力和拟合效果更好，种植结构对农地利用效率影响最大且为正向影响；（3）各影响因素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呈时空异质性；（4）各因素对农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在东西方向的变化趋势大于南北方向，城镇化的影响在东西方向上最敏感，复种指数的影响在南北方向上最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