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入研究乡村振兴面临的理论前沿问题，准确回答好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之问，为全面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对于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现实性意义。文章系统梳理阐述党的新时代“三农”工作创新理论和共同富裕理论的基础，并以此为指导从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和脱贫攻坚精神、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的理论思考、乡村振兴的理论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理论意涵、防止返贫与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理论议题、乡村振兴的动力论、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理论框架、国际乡村发展理论与战略的演进、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论纲等分析了共同富裕视野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深化研究的10个理论前沿问题。基于对这些问题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理论认识，从10个方面论述了乡村振兴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摘要: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区域性贫困问题，中国实施了彰显制度优势的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脱贫攻坚以来，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围绕扶贫主体、扶贫资源以及扶贫领域等多个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化，已经超越扶贫开发工作本身的意义，对整个区域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标志着中国对区域协调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新时期东西部协作在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依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应认识到东西部协作在转型深化阶段还面临市场机制还不充分、协作项目层次水平低、朝向乡村振兴的创新不足等挑战。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定位为东西部协作发展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具体表现为：创新东西部协作的推进与治理方式，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升级协作产业的业态层级，谋划一些县级行政区域以上的产业园区等项目；拓展农业产业新业态，打造区域特色产品和服务品牌；从跨区域资源优化配置角度出发，促进西部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

摘要:消除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并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完全消除，如何发展和完善乡村社会政策体系既是稳固脱贫攻坚的基础问题，又是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机制问题。立足于此，从贫困治理政策间关系视角去探究农村扶贫政策与乡村社会政策的演变动态、发展动力与未来方向。以G省L县进行历史制度分析发现：（1）贫困政治化是扶贫政策吸纳乡村社会政策的前提，作为政治任务的扶贫运动可以调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以及行政手段等各种资源，从而呈现扶贫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悖论共存；（2）党建扶贫实践中的社会政策发展体现了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双重推进道路，其本质是中央的贫困治理政治势能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过程；（3）该过程通过价值宣传路径、组织嵌入路径与资源输入路径体现了乡村社会政策发展的思想动力、权威动力与利益整合动力，并且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奠定了结构性基础。创新之处可能在于抓住了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问题，从社会政策视角进行了回应。

摘要: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正进入到一个“不确定”时代，2019年底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流行与爆发更是让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征愈发凸显。本文以2022年上海疫情治理中的三个不确定性因素为例，分析其超出常人认知范围的特征，文章认为，在充斥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必须改变已有的“求稳”思维模式，树立起韧性治理、差异化、自主性和复线发展观思维。同时，应急事件的策略和机制也必须基于纷繁变化的情势做出必要调整，才能从容面向未来“无常”的挑战。

摘要: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摘要:在机构编制资源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内部调配，盘活编制资源存量，提升编制资源使用效益，实现编制资源统筹调配和动态调整，是当前机构编制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调研发现，浙江S县创新推出一条“摸清底数-绩效评估-统筹优化”的系统性编制管理改革路径，有效破解编制管理部门多样化、管理流程割裂化、编制利益私有化等多重困境，并通过编制管理的部门协同、流程闭环以及统筹优化实现编制资源的整体性调配。相较于传统以职责划分为基础的科层体制造成的政府碎片化，这种整体性调配以问题为导向，以治理任务为中心重新构建治理场景，能够在场景内部系统实现协调、整合与责任等整体性治理要求，是破解政府碎片化的有效探索。

摘要: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客观上导致了政策变通和体制失衡等现实困境，然而在县域治理实践中，上级“层层加码”的空间也是下级“讨价还价”的空间，上下级之间存在着沟通式的政策动员机制。构建了“外部压力—内在共识”的分析框架，以C县公共政策执行为例，剖析了县域上下级政府部门在谈判过程中的沟通机制，探讨了上下级协同治理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客观性归因、组织化协调、制度性反馈、差异化激励等沟通式动员，在上下级之间构建了层级责任连带、主体责任内化和集体行动共识的政策执行单元，上下级政策主体围绕共同的政策目标达成执行共识，由此形成了运动式治理常规化、非问责体制有限动员和地方执行自主性空间三种政策动员效果。沟通式动员，作为多层级单一制政府体制压力传导的缓冲机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策实施路径，实现了政府体制的自我调适、增强了政府体制的制度韧性。

摘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该如何更好地作用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俱乐部属性，集体成员社区封闭性和实现路径多元化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图，重点剖析发展中政府强势干预与市场自由运作的博弈、内部资产经营方式与外部要素管理机制的结合以及收益分配与集体积累中长短期利益的平衡。认为面向2035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将呈现出开放包容、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融合、互利共赢的发展路径以及动态演变、与时俱进的发展形态。对此提出应制定发展远景规划，构建风险防范机制，科学确定收益分配政策以满足发展新要求。

摘要:基于湖北省1058份农户数据，借助烙印理论、二元Probit模型与多变量Probit模型，阐释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总体呈负向。饥荒经历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男性，饥荒经历对女性的负向冲击更大；在影响农户选择增险型与知识密集型绿色生产技术上，如新品种与病虫害绿色防治，饥荒经历存在抑制作用；在影响农户选择控险型、非知识密集型绿色生产技术上，如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饥荒经历则发挥促进作用。风险厌恶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与社会信任水平是饥荒经历作用于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选择的主要路径，且对于不同阶段经历饥荒的农户，饥荒经历的影响路径有所差别。基于此，从缓解农户风险厌恶程度、强化人力资本、增加社会信任水平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

摘要:推广生态农业技术对转变农业发展模式、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意义重大。以稻虾共作技术为例，利用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湖南、安徽共935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预期收益与技术补贴对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1）预期收益与技术补贴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预期收益与技术补贴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在技术补贴相同的情况下，农户预期收益越高，越有助于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发生；（3）从人力资本数量来看，预期收益与技术补贴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4）从代际差异来看，预期收益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普遍受到预期收益的影响，而技术补贴在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方面代际差异不明显。因此，政府既要加强顶层设计，针对稻虾共作技术制定系统的补贴方案，以更好地发挥其促进作用；也要强化农户对稻虾共作技术的收益预期，以提高农户采纳积极性，进而实现稻虾共作技术可持续发展。

摘要:基于全国6省（区）2031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以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为例，运用内生转换模型，探寻分工深化背景下的社会化服务对农户林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基于反事实假设，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显著提升了农户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比未采用组提高了0.0836。分项而言，农户若不采用服务，林业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将分别下降2.2607、0.4692。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该服务对林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能显著提高农户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水平，西部地区则完全相反。同时，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之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性，总体、采用组和未采用组的要素替代弹性分别为0.5210、0.4570和0.5960。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能显著激活农户林业生产要素配置水平，但采用单一环节的社会化服务，并不能达到节约资金或劳动力投入总量的目的；为了匹配社会化服务的要求，农户往往会选择追加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量，以达到要素配置最优水平。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林业建设水平，提供符合农户现实需求的林业社会化服务，缓解现实中农户经营林业面临的困难。

摘要:稻谷最低收购价是我国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措施。2004年以来，政策实施的基本目标围绕稳定国内粮食生产、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展开，其关键在于把握最低收购价格形成的市场预期效应。基于早、中、晚籼稻和粳稻的省级数据，采用面板估计方法分析稻谷最低收购价格在不同区域和时期对其市场价格预期的影响。研究发现：（1）无论在非政策执行区，还是政策执行区的非执行期内，稻谷最低收购价均有助于形成积极的市场预期，但其影响在非执行区弱于前1期市场价格的影响，而在执行区强于前1期市场价格的影响。（2）在政策执行区的执行期内，基于最低收购价格的托市效应，前1期市场价格对预期的价格差额（市场价格与最低收购价的预期差额）具有正向影响，最低收购价格则呈负向影响。因此，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改革应围绕政策执行目标充分考虑未来政策改革对市场预期的冲击。

摘要: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可以有效传递农产品市场信息，激励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利用湖北省优质水稻生产区的1193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以单位面积化肥和农药使用量为例，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评估了农户地理标志品牌参与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并利用中介模型揭示其影响路径。结果发现：（1）影响农户地理标志品牌参与的因素主要有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生产规模、耕地质量、生产组织形式、稻谷价格、农药残留检测等；（2）农户参与地理标志品牌减少水稻化肥使用量16.29~16.90 千克/亩，减少农药使用量17.64~18.19 克/亩。（3）地理标志品牌参与主要通过品牌溢价和品牌维护两条路径影响农户当下和未来的市场收益，继而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因此，建议建设更多的绿色地理标志品牌，协同推进农产品品牌化和化肥农药减量化目标，积极提升农户地理标志品牌维护意识，完善绿色农产品溢价市场机制，实现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摘要:人情消费是中国乡村维持社会联系的重要传统，如今却愈发成为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劳动力外流可能对原有社会人情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文章首先从人情关系网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乡村人情消费独特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逻辑下不同务工类型（就近务工和离乡务工）可能对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带来的冲击；继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从地区和农户异质性两个方面讨论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各异，表现为就近务工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意味着离乡务工可能会瓦解或重塑农户原有的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并可能会改变人情消费的方式。此外，农民务工对人情消费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也存在差异；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表现出的抑制效应也越大。

摘要:作为非常规性的组织体系，议事协调机构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有效的统筹与协调作用，是国家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从组织场域的理论视角出发通过案例研究对议事协调机构进行分析，发现僵化的职责同构体系使得议事协调机构总量庞大，缺乏地方适应性和创新性；任务与编制压力向下传导使得基层工作应接不暇；常规性的组织体系与非常规性组织体系信息不对称导致基层疲于资料留痕；议事协调机构成员单位数量的泛化使基层的负担进一步加重。面对上述难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置规则并强化办事章程，从而为基层减负创造良好的组织场域。

摘要: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摘要:挖掘村集体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中介服务潜能对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实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从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视角出发，构建村集体中介服务对农地流转市场和收入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基于12省（自治区）931份流转户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从农地流转数量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对流转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该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表现为仅促进了转入规模的扩大；（2）从农地流转质量看，对于流转双方，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均有效促进了流转期限的增加和书面契约的实现，即村集体中介服务职能的发挥能够有效引导农地实现规范化、长期化流转；（3）从增收效应看，采用村集体中介服务有效促进了流转双方的收入提升，且对转入户收入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在未来的农地流转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应进一步强化村集体的中介服务职能、让村集体做好农地流转的“裁判员”，从而实现农地高效流转和农民增收的双赢。

摘要:农村土地制度在不断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连续性修法，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承包地“三权分置”等一系列改革成果均已入法，但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公益性建设用地却甚少被立法或修法提及，在不同类型土地之间发展失衡。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之初即具有中国特色，既包含双重“公”的本质，又体现“共”的属性，具备农民生存发展福利的保障功能、农村公序良俗的维护功能、集体土地合理利用的增进功能。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法权构造对推动物权体系的创新与完善是有必要的，系统化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有明确的权利主体、清晰的客体范围、完备的权利内容以及规范的使用期限，方能有效发挥出应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