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将劳动力要素配置纳入分析框架是厘清粮食节水生产行为收入溢出机制的关键。基于河北、山东、河南540个粮食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中介效应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溢出机制及异质性。研究表明：节水生产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农户收入，且农业增收效应大于要素替代效应；节水生产行为的农业增收效应随农业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增，即“马太效应”，其非农增收效应随非农收入水平提升而递减，即“重心转变效应”；本地非农就业在节水生产行为增收效应中发挥中介作用，外出务工部分遮掩了节水生产行为的收入提升效果；节水生产行为的增收效应随本地非农就业比例增加而上升，随外出务工比例提高而下降。因此，建议完善粮食节水生产的政策扶持与市场机制，引导非农劳动力合理有序就业，强化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农户持续增收。

摘要:采用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基于“企业?产品?目的国”维度区分企业出口的广度和深度，分析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要强于扩展边际，对出口扩展边际促进作用强弱依次表现为：老产品出口至新市场lnem1>新产品出口至老市场lnem2>新产品出口至新市场lnem3；此外，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企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主要通过“声誉溢价效应”和“竞争集聚效应”两条途径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由此提出培育良好农产品地区质量声誉，促进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等相关建议。

摘要:使用河北省井灌区618份农户的调查数据，探究私人和群体两种常见管护模式对农户灌溉用水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群体管护模式，私人管护模式机井的使用农户具有显著更高的灌溉用水效率；使用私人管护机井的农户具有更高的农户型节水技术采纳程度和更好的设施维护状态，从而提升了灌溉用水效率，但是社区型节水技术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农户灌溉用水效率存在水价门槛值，群体管护机井的灌溉水价低于门槛值，其仍有较高的上升空间；部分私人管护机井灌溉水价远高于门槛值，已进入对灌溉用水效率的“无作用阶段”。基于此，私人管护模式应在继续保持农户高效用水的同时，以减少农户福利损失为优化方向；群体管护模式应以提升节水技术采纳和水利设施维护效果为改进目标。

摘要:运用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数据，考察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对城乡居民养老资产储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正向影响养老资产储备，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更大，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小。从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随分位数的提高而增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各个分位点上的影响都要大于农村居民，收入不确定性在低分位和高分位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在中分位的影响则要小于农村居民。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对收入水平最敏感，中部居民对收入不确定性最敏感，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养老资产储备对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比欠发达地区敏感。构建收入不确定性的替代变量和考虑空间相关作用后，都证明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交互效应机制发现，农村样本的收入水平和收入不确定性存在交互效应，但城镇样本不存在。

摘要:现有政策希望通过促进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育和发展来推进化肥减量施用，但是其效果仍然受到质疑。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化肥减量效应，而主要决定于其匹配的服务对象：当服务的经营主体为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时，匹配效应才能达到更优，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发展能有效地起到化肥减量的效果。研究也表明，在达成化肥减量目标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协同作用。因而，中国农业的减量化有必要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匹配性发展”。

摘要:培育地理标志品牌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明确消费者对不同产地地理标志品牌的溢价支付意愿是发挥地理标志品牌竞争优势的重要前提。基于湖北宜昌、湖南郴州和江西赣州689份消费者调查数据，对地理标志标签是否影响消费者溢价支付意愿进行分析，从心理所有权和乡愁视角构建并检验产品产地对消费者地理标志产品溢价支付意愿影响机理的模型。研究发现，地理标志标签对消费者溢价支付意愿有显著的影响；产品产地对消费者地理标志产品溢价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相比非家乡地理标志产品，消费者对来自家乡的地理标志产品有更高的溢价支付意愿；心理所有权和感知质量连续中介了产品产地对消费者地理标志产品溢价支付意愿的影响；乡愁情绪正向调节产品产地与消费者地理标志产品溢价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据此，建议农产品企业要重视地理标志产品产地的心理所有权效应，在推广地理标志产品时应加强对消费者的分类管理，充分考虑消费者的乡愁情绪对其地理标志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

摘要: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协调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基于199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我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耦合协调水平的变化特征及时空差异。结果表明：从时间上看，20年间，我国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耦合协调度均值在波动中呈现下降趋势，耦合协调等级由“勉强协调发展”向“濒临失调衰退”转变；且31个省（市、自治区）耦合协调度跨越了10个耦合协调等级，大多数省份处于“濒临失调衰退”阶段和“勉强协调发展”阶段，已实现协调发展的省份数量较少。从空间上看，我国农业发达省份耦合协调水平较高；四大区域耦合协调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中部、西部、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且区域间差异显著。由此提出促进农业科技人才供给与需求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提高人才供给能力、调整人才供给结构、优化政策制度安排以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等。

摘要:基于2019年三峡库区移民生计专题调查数据，采用OLS、PSM以及分位数回归模型比较分析了移民生计资本的变化以及自致努力与政府扶持对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三峡水电工程移民搬迁显著减少了移民生计资本，且对外迁安置移民生计资本的负向影响比就地安置移民更大；自致努力与政府扶持均能显著增加移民生计资本，但政府扶持对移民生计资本的回报率显著低于就近安置地原居民，自致努力对生计资本的回报率在移民与就近安置地原居民中没有显著差异，该结论没有受到安置方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随着生计资本分位点的提高，自致努力和政府扶持对移民生计资本的提升效应呈现递增趋势，这会扩大移民之间的生计资本差距。据此提出依据不同参照群体完善移民生计资本恢复和发展的评价制度，建立自致努力与政府扶持相结合的移民生计资本培育路径，同时加快缩小移民内部群体间生计资本差距等建议。

摘要:乡村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当前乡村社会关系的快速变迁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准科层化倾向不利于政党政治的社会化基础建构，易造成执政党在乡村场域中的关系边缘化和治理悬浮化，消解这种边缘与悬浮风险的核心在于建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双向整合-理性嵌入”的践行群众路线的新机制。一方面，通过组织结构优化、精英下沉与精英吸纳以及选择性激励强化党的内部整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制度和价值的多维理性嵌入的方式整合乡村社会，在嵌入的过程中建构以群众为基础的治理资源、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技能以及培育村庄的政治社会化意识。在通过此机制综合分析农业农村部推介的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过程中，归纳出政党整合在村治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是形成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为轴心、村庄多元主体有机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此外，这种“双向整合-理性嵌入”机制的功能发挥依赖于村庄集体经济的发展、乡村简约主义治理的激活以及理性服务型政党的建构的三重支撑。

摘要: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基层建设的重要推动主体，其职务行为不仅是保证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多重理论基础，划分出“利村”与“利己”这两种村干部角色类型以及“利村不利己”“利村又利己”与“利己不利村”三种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探讨村干部角色对于其职务行为倾向影响，并运用案例分析方法验证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对乡村治理结果产生的异质性。同时在对“利己不利村”这一职务行为倾向进行深入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其典型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在村干部行使职务的过程中，本应扮演“利村”角色代表政府与村民来维护双方切实利益的村干部，由于个人精致利己主义的心理选择和行为动机，他们往往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导致其“利己不利村”的职务行为倾向。由此提出规范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的两点对策：一方面，加强村干部同级监督力度，完善政府行为监督机制，打造上下协同的双重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完善对村干部的惩戒和激励机制，畅通晋升通道，形成“宽严相济”的管理模式。

摘要:村主任受教育程度既关系到基层人才队伍质量，也影响着农民生产生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于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面板数据，分析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能显著提高农民家庭的人均总收入，并且在农民收入多元化发展和农民群体内部异质性并存情况下，村主任增收渠道和效应产生了不同的受益群体，能够显著增加种植大户的人均农业收入和低收入农民家庭的人均非农收入。在山区等信息封闭的地区，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对农民家庭收入及结构影响更明显，能增加山区农民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减少其人均救济低保收入。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对不同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农民家庭分类施策、因材施策，对于乡村人才振兴与减少相对贫困、提升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近年来高价彩礼现象屡见不鲜，在彩礼上涨过程中宏观层面的作用不容忽视。在丰富彩礼劳动补偿说和财产转移说基础上，以河北省农村为例，从机制变迁视角揭示了彩礼上涨的结构性因素，解释机制变迁带来的相关行动者对于彩礼意义的重新解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劳动激励机制由劳动爱国转向劳动致富，消费机制由爱国节约转向消费主义。由此带来彩礼上涨的物质基础是个人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且产生个体之间差距，彩礼成为弥补收入和消费差距的重要来源；带来彩礼上涨的心理基础是追求个人收入和消费成为合理诉求，彩礼成为满足需求的重要来源。两种机制的转型推动着承载了劳动收入差异补偿功能和消费能力转移功能的彩礼由仪式化向世俗化转变。天价彩礼的形成不仅是个体主观选择的结果，也是社会机制建构的结果，需要从宏观的、综合的视角进行理解。

摘要:基于CGSS 2015中的全国农户生活能源使用状况数据，本文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以及清洁能源的可获得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高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农户使用“高品位”的清洁能源，但其实际的能源支出却低于使用传统能源的其他农户，出现品位与成本倒挂的现象；人力资本与经济资本对农户使用的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务农而言，外出务工对农户清洁能源的耗能量和占比的提升有着积极作用；农户与清洁能源供应点的距离与清洁能源耗能和占比均正相关；人力资本要素中家庭最高文化程度越高，清洁能源消费成本占总能源消费成本的比率越低，经济资本对农户清洁能源消费有正向影响，农户在清洁能源的获得较容易时则会增加对清洁能源的消费额度，并提升其消费比例。

摘要:农机服务的快速发展能否解释农地流转并未推动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趋势而出现的“内卷化”现象，仍有待分析与验证。采用中国农村家庭大数据库（CRHPS）中的小农户样本，分析小农户在土地流转市场中的处境并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机服务对其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农户采用农机服务显著地降低了土地转出并增加了土地转入，并验证了包括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应用和农业收入在内的三个主要影响机制。研究论证了农机服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土地流转中参与率增速放缓、小规模转入与部分转出对应的小农户复制以及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率作用递减的“内卷化”现象。提出在制定完善农机服务政策时，既要满足小规模农户的生产需求以维持家庭生计，又要衔接土地转入户的服务需求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摘要:基于街道尺度结构特征构建人口与建设用地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冷热点分析和耦合度模型，分析2000-2015年武汉市人地时空分异和耦合关系，识别人地静态与动态耦合的组合特征和类型。研究发现：武汉市人口与建设用地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中心-边缘”模式，人地静态耦合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以高度耦合为主；武汉市街道尺度人地动态耦合度显著低于静态耦合度，整体以静态高度耦合-动态中度耦合类型为主，部分静态耦合度较高的街道并没有出现预期的高水平动态耦合，人口变化率快于建设用地变化率以及人口老龄化是人地失调的主要原因，应致力于建设用地的存量盘活和以人为本的结构优化。

摘要:永久基本农田法律制度的完善是“藏粮于地”目标与“十四五规划”实现的重要依托，目前制度规范中仍存在永久基本农田与基本农田的混用表述。围绕文义解释、论理解释和社会学解释对永久基本农田进行阐述，分析表明永久基本农田与基本农田并无迥异，且前者的表述更契合现有实践。研究认为，上下位阶条文不统一、新旧政策性术语不匹配、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备等问题均源自永久基本农田概念的含糊，以及规范性文件对永久基本农田与基本农田的混用。基于此，建议统一规范性文件中永久基本农田的表述，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既有制度进行完善，其中宏观构造包括三方面：一是更新和完善法律与条例之间的良性互动，二是相关法律的系统性衔接，三是政策规范的及时性回应；微观设想表现在客体明晰下的范围划定与耕地补偿整合，责任主体明确下的监测监管治理力度的加强，以及价值衡平下保持粮食安全用途不变的生态发展型道路。

摘要: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基础生命科学研究、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合成生物学变得更便宜、更容易使用和更容易获得，亟需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治理体系以防控其潜在的伦理道德、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促进技术健康发展。通过观照欧美国家风险治理模式，建议预防风险与促进创新并重、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双管齐下”，以期为我国合成生物学监管提供有益经验、减少风险和控制利益冲突，促进我国合成生物学创新，规范合成生物学研究和生产。

摘要:科学与非科学、科学家群体与公众之间的边界设置与科学权威关系自20世纪末便成为科学社会学中所关注的热点问题。选取知乎为研究田野，对知乎平台上的转基因话题的科学传播现象进行了基于批判话语分析的研究，以关注在新媒体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家群体作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的意识形态以及其边界设置行为的具体情况。研究发现，科学家群体在有关于转基因的线上科学传播过程中通过采用一系列的话语边界设置手段，区隔了自身与公众之间的身份边界，并借此进一步维护了自身在转基因科学传播与科学讨论过程中的话语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