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市场演进的视角,结合传统生态智慧、数量型经济增长理论和生态文明思 想,文章揭示了“双碳”目标下农业转型的理论渊源,进而分析了农业转型面临的“薄市场”挑 战及其成因,提出了依托市场机制驱动农业转型的可行路径.研究认为,按照“双碳”目标要 求,在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农业既要通过减排和增汇减缓气候变化, 又要增强自身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尽早关注农业转型可以防范“吉登斯悖论”,并降低“双 碳”目标实现的社会成本.然而,农业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功能具有典型的外部性 特征,存在价格生成困境,需要通过构建多元市场交易体系,推动农业低碳生产的成本投入 与收益获取在边际上维持均衡,并使得以低碳农业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价值与经济社 会其他部门的“价值”相均衡.

摘要: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研究方法,运用文本分析工具 RostContentMining６．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５２份畜牧业碳减排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探析中国畜牧业碳减排政策的演进过程和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畜牧业碳减排政策总体上经历了孕育期、萌芽期、徘徊期和发展期四个阶段,逐渐形成了集生态理念、操作要点、控制手段于一体的畜牧业碳减排政策体系;纵观其演进过程,碳减排政策呈现出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空间特征,政策定位多集中于回应现实的减碳需求,政策工具的应用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政策内容逐渐从模糊向具体演变.今后应精准识别畜牧业碳减排政策的地区适应性,构建健康的畜牧业碳减排制度环境,完善畜牧业碳减排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畜牧业碳减排政策实效.

摘要:加快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农业力量不断引发各界的关注和思考.围绕“双碳”目标下如何推动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认为,要充分发挥“双碳”目标导向作用和农业绿色发展支撑作用,针对当前耕地数量质量压力较大、要素减量增效有待加强、科技创新潜力仍需释放、生产经营方式需要转型、相关制度规范亟待健全等重点问题,在思路上,统筹考虑供给安全和减排效果、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在具体措施上,通过提高耕地质量、推动要素减量增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低碳科技供给基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构建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深化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区域协同、加速形成农业碳排放交易市场等举措,从要素、产业、制度层面综合发力,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摘要: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和资源再生化,构建资源节约型、绿色低碳型、生态循环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我国３１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 型(PVAR),刻画资源消耗、农业产出、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动态传导机制.结果表明:(１)东部农业“碳达峰”节点出现较早,东北、西部相对较晚;２０１８年农业碳排放居前三的省份为湖南、黑龙江、河南,居后三的为北京、天津、上海;(２)资源消耗和农业产出之间呈现“低投入高产出”的农业集约化生产模式,但影响力微弱;农业产出和农业碳排放之间“高产出高排放”的情形长期面临农业绿色化的严峻考验;农业碳排放与资源消耗之间呈现“低排放低投入”的资源再生化现象,影响力短期微弱长期较强;(３)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资源再生化的关键在于探索降低农业碳排放的多重路径.因此,应强化农业集约化生产,充分发展资源再生化模式,探索形成农业绿色化格局新路径,以此来加快实现碳减排目标,推动农业可 持续发展.

摘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已经成为国家顶层设计和理论关注的重点主题.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包含部分和整体维度、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及功能和价值维度的统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实践误区体现在政策制定中的偏向化和分散化、政策执行中的非连续性和强制性以及政策目标设置中的非均衡性和人本性缺失.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的“最优解”必须从政策制定协同、执行协同和目标协同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路径推进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

摘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摘要:基于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现实背景,利用 ２０１８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农村家庭样本,探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非农就业在影响机制中的作用.研究明:２２．８％的农村家庭样本存在收入上的相对贫困;劳动力禀赋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影响.且不同禀赋特征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其中劳动力数量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发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质量特征变量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农就业在劳动力禀赋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提出应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适度增加非农就业机会,鼓励农村家庭人力资本开发,建立农村弱势群体的相对贫困识别体系及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

摘要: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体制,确保了粮食生产能力的现代化,这突出地表现于国有农场的农业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基于东北建三江垦区国有农场的经验研究表明,该地区历史形成的“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持续发挥作用,满足了寒地水稻大规模经营所需要的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及资金密集等条件.其内在机制是:在土地租赁制基础上,国有农场作为利益攸关方,有义务、有动力为家庭农场提供发达的社会化服务;同时由于农业现代化程度和农业收益的密切关联特征,从事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有自觉服从的内生动力.

摘要:随着农村创新创业事业的发展,农民创业行为日渐活跃.基于安徽泾县和宁 国市多个案例,采用差别复制与逐项复制的方法,从资源基础理论出发,将资源拼凑作为中 介变量,建立并探寻创业者自我效能感、资源拼凑与农民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理. 研究发现:从创业者自身来看,创业自我效能感的确会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并能起到积 极推动作用;从企业发展来看,创业者会更多地采取多重措施推动企业成长,实现企业绩效 和创业绩效的提升.从多案例对比来看,创业自我效能感高的创业者,能采取多重举措促进 企业绩效的提升且效果显著;创业自我效能感低的创业者,虽然采取了若干措施,但达到的 效果并不明显,仅能维持企业现有的规模或企业绩效提升缓慢.由此,建议采取培训、引导、 政府扶持等措施,积极为农民创业者营造更好的创业环境,促进创业绩效的提升.

摘要:以湖北省单季水稻为例,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水稻生产边界内的相关环 境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并运用超效率SBM 模型测算农户农业生态效率.在此基础上,利用 Tobit和 OLS模型分析绿色认知、环境规制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１)单季水 稻系统生命周期环境影响综合指数为２．０９９.２)农业生态效率均值为０．６４.低效率组农户 占比为８１．０８％,均值为０．５５;中效率组农户占比为４．８６％,均值为０．８５;高效率组农户占比 为１４．０５％,均值为１．１１.３)农户绿色认知能够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环境规制有利于促 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影响农户农业生态效率的经济条件、资源条件和市场因素中,家庭人 均资产、劳均资本具有正向影响;农业机械投入强度、灌溉用水量具有负向影响,种植面积、 户均劳动能力具有正向影响;稻谷商品化率具有负向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通过扩大高 农业生态效率水平的农户数量、提升农户改善环境质量的责任意识、加强农业绿色生产知识 的宣传力度、增强农户经济条件和资源条件支撑以及完善绿色农产品市场建设等措施实现 农业生产方式绿色转型.

摘要:“增产”和“增收”是粮食主产区设立的两大重要目标.既有研究普遍强调粮食主产区设立对于粮食增产的贡献,然而,在实现增产的同时,农民收入是否提高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将２００４年全国１３个粮食主产区的设立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１９９７－２０１８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但对工资性收入具有削减效应.具体而言,与非粮食主产区省份相比,粮食主产区的设立使得１３个粮食主产区省份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相对增加了４５５．８５２元/人,工资性收入相对减少了５３２．５６７元/人;粮食主产区设立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路径依赖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整体而言,粮食主产区设立通过改变农民在务工与务农之间的资源分配模式,实现了农民总收入的动态平衡.本文认为,在继续推进粮食主产区政策兜底农业生产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强化扶持农村劳动力多元化就业等政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好巩固“增产增收”的政策组合拳,实现农民总收 入稳步提高.

摘要:基于２７３家农村商业银行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的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法测度了农村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同时使用文本挖掘法构建互联网金融指数.在此基础上, 利用动态 GMM 模型验证互联网金融对农村商业银行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的影响,并借助 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研究其作用机制.结论表明:从整体上看,互联网金融降低了农村商业银 行成本效率和 利 润 效 率;从 作 用 机 制 上 看,在 互 联 网 金 融 对 成 本 效 率 的 整 体 影 响 中,有８０．５１％是通过恶化存款结构的间接渠道实现的;在互联网金融对利润效率的整体影响中,有６１．１１％是通过缩窄收入来源的间接渠道实现的.

摘要:为研究进口规模与国际粮食价格传导效应关系以及政府行为的影响,选取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２０２１年６月３０日国内外玉米价格周度数据,利用时间序列相关模型分析不同进口规模下国际玉米价格对中国玉米价格的传导效应的差异,并实证检验政策干预对上述传导效应差异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均值层面还是波动层面,中国玉米进口规模较小的时期,国际玉米价格对中国玉米价格的传导效应均强于中国玉米进口规模较大的时期.进一步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降低了国际玉米价格对中国玉米价格的影响力.实施“市场化收购＋补贴”政策后,由于中国玉米进口量占国内玉米总供给比重相对较低,中国玉米价格更多是受国内供求因素的影响,样本期国际玉米价格对中国玉米价格的影响仍较弱.在粮食进口规模不断扩大及国内粮食市场化定价改革深化过程中,中国应建立健全粮食市场风险防控体系,规避国际粮食市场剧烈波动对中国粮食市场的影响.

摘要: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社会基础弱化的双重背景之下,如何增强农村基层的组织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基于“制度Ｇ组织”的分析框架,对成都市公共服务资金项目实践过程进行考察发现,制度嵌入是提高基层组织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输入灵活资源、设置规范程序以及再造自治机构等方式,国家可以将外部供给的资源、规则和主体嵌入基层治理体系.灵活性的资源输入可以实现对农民的利益动员,从而激活其参与意识;程序性规则的设置可以实现对农民的行为引导,从而规范其行为表达;自治机构的再造可以实现对农民的广泛吸纳与集体参与,从而均衡农民之间的权责关系.因此,嵌入式的制度介入可以为农民组织化提供内外部条件,从而实现对农民的动员、引导和集体吸纳,进而使农民组织起来成为可能.这表明,制度嵌入是国家推动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摘要:基于四川宜宾、江西赣州、河南驻马店三地农村宗族实践的多案例考察,探讨 当前中国农村宗族运行的实然状态.研究发现,流动与分化背景下的农村宗族运行呈现出 “祖荫竞赛”的实践逻辑.随着农民理性扩张与劳动力价值显化,农民意义世界中的“祖荫想 象”出现明显的市场转向;比较与竞争的意识日益嵌入血缘亲情,以“己”为单位纵向历时、横 向共时的“祖荫竞争”成为中国农民意义世界竞争的主要内容.在此过程中,承载祖荫符号 的“事件”成为当下农村宗族运行的基础载体,“事件团结”机制周期性激活血缘关系网络,为 民间信仰公共性再生产创造契机;作为“祖荫竞赛”稳定参与主体的“中坚族人”及影响“中坚 族人”规模的本地经济机会,则直接影响着本地宗族秩序与“祖荫竞赛”烈度.随着“祖荫竞 赛”的日益普遍化,引导农村宗族正向发展应成为新时代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关注 的重点.

摘要:珠三角农村地区经济发达,最近１０年当地离婚现象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年 轻夫妻是离婚主体,大部分离婚案例由女性主张.调查发现,当地农村离婚现象主要与以下 因素有关:一是当地农村是全国农村的婚姻高地,外地女性大量流入,当地女性在婚姻市场 进而在家庭权力结构、家庭矛盾中处于劣势地位;二是当地农民家庭缺乏明确的共同奋斗目 标,使得夫妻之间难以形成紧密的相互依赖、协商、支持的关系,夫妻关系完全维系于情感; 三是当地农村夫妻之间在经济、亲戚关系、交往圈子上相互独立,使得夫妻之间在家庭责任、 义务方面去公共性,夫妻关系纽带不牢固;四是当地宗族观念重,中老年人掌握财产权,维系 着传统家庭秩序和权力格局,这与年轻女性主体性伸张形成较大张力,容易导致婆(翁)媳矛 盾,进而可能引发夫妻矛盾.这样,年轻女性在家庭中无法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话语权,难以 实现主体意志,因而在发生家庭矛盾或失去夫妻感情之后容易提出离婚,而年轻男子则因为 容易再婚亦不畏惧离婚,从而导致当地离婚、再婚、复婚现象频仍.

摘要:地方政府以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空间规划技术服务已成常态,却鲜少 有研究关注其价格.根据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３月全国市县层级的国土空间规划技术项 目政府采购信息,分析地方政府购买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服务中标价格,辨识价格形成的影响 因素及效仿特征,为提高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供参考.结果表明:(１)市级和县级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采购均价分别为１９２８万元/项和８４７万元/项.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的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采购均价最高,达到２３２５．２７万元/项,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而东 部地区的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采购价格较高,为９４９万元/项.(２)规划区域的国土面积、 人口密度、经济水平、规划内容、城市发展定位等直接影响空间规划技术服务的采购价格. 同时,因缺乏计费参考标准及成本核算办法,中标价格与已招标的同群地区趋近,这种仿效 行为可能导致市级和县级地方政府的采购溢价分别达３４７．４２万元和１５３．６５万元,约占技术 项目采购均价的１８％.建议加强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服务计费标准或成本核算研究,尤其经 济落后市县空间规划政府采购的社会监督,重视地方规划研究机构及其人才队伍建设.

摘要:作为新的制度优化举措,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存在制度绩效损失的风 险,而产权治理结构是引发制度风险的关键因素.基于产权治理结构的视角,从产权安排、 外部环境与主体因素方面构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生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在 改革实践中,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存在“弱市场＋自保障”“弱市场＋强保 障”“强市场＋自保障”和“强市场＋强保障”等差异化产权治理结构,但由于产权治理结构存 在内在运行机制和环境适配性缺陷的不确定性,导致实践过程中产生宅基地权益难以充分 实现、宅基地再配置与再利用效益不足等潜在风险损失.为防范和管控宅基地“三权分置” 制度改革风险,应从健全交易体系,完善配套措施,提升宅基地产权治理结构效率;强化农民 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推进改革,改善产权治理结构适配性等方面制订风险管控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