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全球食物系统已经受到诸多威胁，新冠肺炎疫情使食物系统更加脆弱，同时敲响了重新思考未来农业食物系统的警钟，世界进入多危机并存的复合型风险时代，增强食物系统的“韧性”至关重要。文章全面介绍了当前全球食物和营养安全面临的现状，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食物和营养安全带来的挑战，并对未来全球农业食物系统的发展着力点进行了思考。截至2019年，全球有6.9亿人遭受饥饿困扰，20亿人无法正常获取安全、营养、充足的食物，1.44亿儿童发育不良；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破坏了全球食物供应链，使弱势群体遭受重创，饥饿人数大幅度增加；未来食物系统应当是高效高产、低碳、健康营养、韧性、可持续并具有包容性的生产系统，其中“韧性”对于应对新冠肺炎等冲击并从中恢复至关重要，文章从技术、政策、制度、贸易等方面阐述了增强未来农业食物系统韧性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摘要: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是影响信贷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基于地方性知识理论，从借贷观念、财富认知和生活逻辑三个层次构建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分析框架，并以内蒙古、山东两省的经验数据进行佐证。研究表明：借贷地方性知识作为影响农户生产生活的金融文化背景因素，对贫困地区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潜在的规约和引导作用；农户的信贷市场参与行为在同一地区呈现外部一致性，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强调帮扶到村到户的精准扶贫政策背景下，应重视贫困地区农户信贷需求的群体性和区域性特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进行信贷扶贫工具创新。

摘要:实现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统一是降低农业风险对农户农业生产负面影响的重要途径。利用2018年东北三省和湖北省种植大户的调查数据，从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两方面，对农户风险管理的意愿、行为及其悖离进行分析，并探究形成悖离的原因。研究发现：对于自然风险，大部分农户使用了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但风险管理意愿不高；农户的市场风险管理行为极为少见，与之相悖的是，农户具有较高的市场风险管理意愿。结果表明，风险管理实际行为控制、风险管理执行意愿和风险管理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自然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此外，农户对农业保险缺乏了解，以及目前农业保险存在的不足也是导致此悖离的重要原因；风险管理执行意愿和风险管理外部环境是影响农户市场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此外，农户获取信息渠道不足，对市场风险管理工具缺乏了解，甚至存在明显的误解与不信任也是导致农户市场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悖离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有效实现农户风险管理意愿与行为的统一，应健全农业保险的推广机制，加强市场风险管理的宣传，扩大“保险+期货”的试点，发挥新型主体的带动作用。

摘要:基于粤赣两省501份问卷调查数据，采取DEA-Tobit两阶段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非农就业经历、行为能力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偏低，后期提升空间较大；非农就业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中务工经历和经商经历对新型职业农民经营效率有正向影响；非农就业经历有助于提升行为能力，且行为能力在“非农就业经历与经营效率”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控制变量地形特征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提出应激励具有丰富非农就业经历的劳动者到农村创业就业，并对具有不同就业经历有意愿从事农业的劳动者采取差异化培育政策，促进乡村振兴。

摘要:消费者通常会对服务失败做出强烈的反应，明确消费者对不同类型农产品电商服务失败的反应是农产品电商企业有效应对服务失败问题、谋求长远发展的重要前提。根据电商服务质量的定义将农产品电商服务失败分成订单履行、网站设计、隐私安全和客户服务四类，运用交换的框架讨论消费者对不同类型农产品电商服务失败的反应机制，并使用组间实验设计的方法验证研究假设。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的农产品电商服务失败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负向作用不同；感知公平中介了农产品电商服务失败对消费者重购意愿的负向作用；不同类型农产品电商服务失败对感知公平特定维度的负向作用强度不同。据此，建议农产品电商企业要重视服务失败问题，加强服务失败的分类管理，在制定应对策略时要充分考虑消费者感知公平的作用。

摘要:经济全球化和环境不确定性使企业竞争由相对静止模式转变为动态模式，通过动态能力获取、整合、重构资源进行创新行为，成为企业在动态竞争环境中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基于江西赣州和浙江丽水123家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企业创新行为、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企业创新行为在动态能力与企业绩效关系间存在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企业知识获取能力通过作用于企业内部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拓行为提高企业绩效；企业整合利用能力通过作用于企业新技术采纳行为提高企业绩效；企业重构转变能力通过作用于企业市场开拓行为提高企业绩效。提出中小型农产品电商企业可以根据自身能力优势，采取相匹配的创新行为，来提升自身的企业绩效。

摘要:对农业补贴增收效应的有效测度是评估农业政策与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问题。从理论上分析农业补贴的增收效应以及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发现：农业补贴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低收入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对高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农业补贴会显著促进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户收入提高，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农业补贴能够缓解不同收入层次农户收入不平等；农业补贴缓解了中西部农户收入不平等，但是加剧了东中部农户收入不平等。

摘要:农业转移人口老龄化是当前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重要特征。本文构建了一个两部门劳动力转移模型，从劳动效率差别角度解释了这一特征，从理论上得出了劳动力转移的两阶段特征。并基于人口普查数据，测算了不同年龄段农村劳动力在1995-2000年、2000-2005年、2005-2010年、2010-2015年四个时期从农业部门到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数量，验证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两阶段特征：在劳动力转移初期，中青年劳动力流出农业，老年劳动力难以流出；在劳动力转移后期，中青年劳动力开始回流农业，老年劳动力从农业流出。研究结论表明，不同年龄结构的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仍存在配置红利，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有助于加快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转移，挖掘不同年龄劳动力再配置红利，有助于实现乡村振兴。

摘要:返乡创业是发展乡村经济并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利用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针对返乡创业者的全国性调查数据，考察了以亲属为对象的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全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特殊信任会使创业者基于发展型动机进行创业，但会抑制他们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和劳动力，并且对企业的客观绩效没有产生促进作用。提出相关部门在鼓励返乡创业者发挥特殊信任在创业初始阶段的正向影响的基础上，应积极推动优惠政策与创业者之间的对接，强化政策的落地能力，以此提升返乡创业的经济绩效。

摘要:第一书记制度是我国扶贫领域的一项制度探索和创新，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特征。第一书记制度的进村，在村庄层面实现国家治理和基层自治的对接，形成了具有差异化的治理结构和实践样态。村庄调研发现，第一书记制度与村庄社会的互动存在三种关系模式：包办替代型、合作辅助型和被动疏离型。这一实践差异由村庄的资源基础与治理能力、地方政府的村庄定位与资源匹配以及第一书记的个人资源网络与职业追求三方面形塑而成。第一书记制度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性和可持续性问题，优化第一书记制度绩效应从组织体系再造和资源精准对接两方面展开，以推动村庄内生脱贫潜能和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

摘要:项目下乡过程中的资源输入和规则引导，重构了村庄内部的治理秩序。资源和规则下乡之后改变了村庄权力的运作逻辑以及公共资源的分配规则，构建起了村庄内部的“权力-利益网络”。村干部稳定的周期性选任、利益分配的圈子化和项目运作的封闭化是村庄内部“权力-利益网络”的外在特征。信息分享构建起的关系网络，利益让渡推动的秩序运转，责任形式化形成的自主秩序等催生了村庄内部的新秩序。项目下乡推动村庄发展的制度设计，同时形塑了村庄内部社会秩序。

摘要:农村环境治理是多方主体不断互动、反复磨合的复杂协商过程。浙中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在地方政府行政命令的影响下开始实施，符合国家环境治理的大政方针，却不一定满足农民的“口味”。在村干部等地方精英的支持与引导下，通过村庄内部的组织引导与管理方式创新，促进农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行为习惯，并根据实践经验来调整地方政府的垃圾分类政策，最终形成一些符合农村社会、具有操作性的垃圾分类制度。浙中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不仅是地方社会垃圾分类机制设立、调适与完善的过程，也是农民在垃圾分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塑造分类行为的过程，还是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在权力关系与社会关系作用下相互妥协的一种结果。

摘要:浙沪毗邻地区围绕乡村支柱产业探索形成的“毗邻治理”模式，为“横向到边”的区域合作治理提供了新的经验参考。这一模式保持了区划格局和行政体制机制基本不变，同时强化了毗邻地区在区域合作治理机制上的深度衔接。“毗邻治理”在区域党建、政府协同、产业支撑、社区治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乡村支柱产业是联结区域合作和建构公共性的关键要素，其要义在于“地方议题区域化”和“私人议题公共化”两个核心过程。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区域全面联动、共建共治共享背景下的行政与自治互动、差序竞争背景下的产业层互补合作、参与式治理背景下生计与治理的深度互嵌，支撑了“毗邻治理”的有效运转。尽管“毗邻治理”有局限性，但仍在动力源头、衔接机制、落地形式这三个方面为区域合作治理提供了实践性的理论价值。

摘要:从制度供给的视角，针对国有农场和农户的实践需求，构建国有农用地制度改进方案。在农垦土地国有的基础上，将国有农用地使用权塑造为物权，稳步推进农地使用权的有偿使用，以满足国有农场管理体制改革的需求。在“两田制”的基础上，可将“基本田”中的土地经营权塑造为用益物权；依照“物债两分”逻辑设置“规模田”上的土地经营权，长期存续的土地经营权设为物权，依《物权法》协调；短期的经营权则设为债权，依据契约自由的原则，遵照《合同法》进行协调，满足经营主体的需求。在国有农用地的立法层面，应将两类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整合，以区分国有农用地物权与债权的权利。此外，在国有农用地产权制度改进的同时，应设计相应的社会保障、管理经营等配套制度改革。

摘要:基于湖北省东部9县（市/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分别运用经济学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解释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分析农户土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因素，并检验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户主文化程度、土地经营面积、农业劳动力人数、政策认知和产权认知对农户转入土地从事规模经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经营类型、养老保险和政策认知是农户转出土地从事非农活动的主要诱因。土地转入和转出均有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与非流转户相比，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2.74%和7.57%。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在转入户和转出户之间具有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前者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家庭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62.87%、26.24%、9.05%和1.84%，后者的贡献率分别为-52.41%、86.99%、25.09%和40.33%。由此提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政策建议：提高土地产权制度激励效应、培育农村多种新型经营主体，并针对不同经营类型的农户采取多元化的农地流转和劳动力扶持政策。

摘要:以湖北省44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森的可行能力为理论基础，利用Logistic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PSM），对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分析及流转农户的福利变化进行测算，以理清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地确权后，影响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因素有家庭纯收入、是否有医疗保险、对社会保障的认可、就业难易度、自评健康、农户土地流转知情权及对流转价格的满意度；（2）通过对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测算，土地流转能显著改善农户福利，对转出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1.100，对转入农户福利变化的效应值为0.793;（3）农地确权后，家庭纯收入、农户社会保障认可和自评健康状况能显著提升农户福利水平，而就业难易度阻碍了农户福利改进，土地流转价格满意度能改善转出农户福利、但阻碍了转入农户福利改进。基于此提出了构建有效的流转价格机制、加大差异化技能培训及完善流转农户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以推进农地确权后土地流转农户福利的改进。

摘要:全球粮食安全形势仍十分严峻，作为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粮农治理的重要手段，粮食安全评价体系近年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各类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多边利益群体构成的协作机制均参与其中，对其进行深度剖析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通过对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治理主体制定的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进行研究发现，标准制定、数据搜集和处理以及排名和分类等要素构成了粮食安全评价体系的深层逻辑，并反映出现阶段的全球治理仍然由西方主导。中国在长期政策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形成了多种粮食安全评价体系，但这些评价体系重点关注粮食的生产和供给，对粮食问题产生的结果关注较少，并且学术界制定的评价体系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总体而言，粮食安全评价的效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亟待确立，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和经验应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受到更多重视。

摘要:德国是合作社的发源地之一。基于为期两周的德国合作社专题考察，梳理了德国农民合作社的适应性特点、趋势特征及其社会背景体系，发现德国农民合作社具有层级组织体系化完备化、产业类型多样化专业化、服务内容全面化多元化、日常运行制度化体系化、服务地域稳定化与产业发展有机化等适应性特点以及企业化日益明显、绝对数量趋于减少、规模实力趋于增强、经营团队趋于专业、盈余分配趋于多样等趋势性特征，并且遍布全德的农民协会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良好的社会诚信体系构成了驱动和保障农民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四轮”。针对我国农民合作社量质增长不同步、成员异质性增加、扶持政策不完善、服务型合作社少、属性争论不定等问题，提出促进我国农民合作社质量提升、为其创造宽松发展环境、打造“四轮”驱动发展机制、鼓励农民深度联合与合作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