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依赖性高、产出的可连续性弱、产品的贮存周期短和需求的可调节性低，所以农业本身具有强易损性。伴随全球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进入高频爆发期，农业原有的易损性被进一步负面强化，加剧了农产品生产、消费和贸易的不确定性。基于疫情高发情景及其对农业发展影响的深刻性，重构中国农业发展的新思维势在必行。本文认为，经济发展重心应向农业、农村倾斜，即从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增长，转为以县城及中心镇为重点的城乡融合；农业发展重心应向安全、稳定转移，即从追求农业规模经济性和效率改进，转为农业产品供应和生产环境安全；农业安全重心应向功能、效益兼顾，即从以产量提升促进安全思路，转为以功能拓展促进农业安全。

摘要: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武汉市于 2020年1月23日开始“封城”，这一措施对农产品供应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对武汉107家农产品供应商进行电话访谈调查，从商户营业状态、进货情况、销售情况和未来预期四个方面分析“封城”前后疫情对武汉农产品供应链的影响。研究发现：疫情对武汉市农产品供应链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而“封城”措施加剧了这一冲击；“封城”措施对不同类型农产品供应商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粮油供应商的影响最大，果蔬供应商次之，肉蛋奶供应商最小；“封城”措施导致农产品供应商的进货渠道变窄，对批发商的依赖程度提高；“封城”措施对果蔬类和肉蛋奶类农产品的销量冲击最大，对粮油类农产品的冲击最小；不同类型农产品供应商对疫情结束后的经营预期存在较大差异，肉蛋奶供应商选择继续留在原行业的比例最高，果蔬供应商次之，粮油供应商最小。基于此，从助力复工、拓宽农产品供应渠道、加强供需衔接和调整供应商预期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保证农产品供应链正常运转的政策建议。

摘要:群众主体观是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坚持贫困群众主体地位贯穿于扶贫工作全过程、紧紧依靠和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治理贫困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群众主体观的生成，源于对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及唯物史观人民主体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人民主体思想的创新性继承和发扬，对基层反贫实践的持续性探索与思考，对精准扶贫经验的系统性总结和提炼。激发贫困群众主体意识、提升脱贫致富信心决心，强化贫困群众主体地位、发挥脱贫致富能动作用，提高贫困群众主体素质、增强脱贫致富发展能力构成了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群众主体观的核心观点，为如期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根本遵循。

摘要:以分配正义为方法论策略，从风险分配正义和能力正义两个进路分别探讨顶梁柱公益保险项目对贫困户贫困风险的消除和转移作用及对其可行能力的提升作用，并采用准实验法对比了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两种作用上的区别，最终将二者进行了理论意义上的统一，建构出“风险-能力耦合”策略框架。这一框架在避免贫困的恶性循环、实现“风险转移-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方面作用显著。在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面对“最难啃的硬骨头”，“风险-能力耦合”的扶贫将成为解决这一痛点和难点的有效策略。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奇迹，扶贫制度创新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国家层面的扶贫立法呈现出破碎性、多价值融合性等特征，因此，在整个扶贫开发过程中，地方扶贫立法成为重要的制度支撑。从地方立法的文本出发，结合理论和实际调研经验，解构构成当前地方立法的思想基础，批判性审视当前扶贫法律规范的社会性和逻辑性，发现各地区的扶贫立法呈现出趋同化、政策化和泛原则化的现象。未来的扶贫立法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尊重各地的区域差异和扶贫经验，在法律的框架内，促进扶贫立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

摘要:在构建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匹配CFPS微观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测算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而采用包含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的Probit、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贫困，但其减缓农村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是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其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深入发展农旅融合时，“因症施策”“多措并举”方可有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摘要:澳大利亚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强，中澳自贸区的成立将对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基于改进的标准GTAP模型，利用中澳自贸区《关税减让表》设计了详细的政策情景，并从产业链角度区分了农业原料和农产品加工行业，模拟分析了自贸区建立后1年、3年、5年的关税削减对我国宏观经济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区的建立有益于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宏观层面的消费、投资、贸易均有所增长；大部分农产品加工业将会受益，而大多数农业原料行业将会受损；尤其是关税削减可能导致大量澳大利亚农产品及加工制品涌入中国，中国的羊毛、乳制品和牲畜等产品的生产将会受到冲击。因此，中国应该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完善扶持政策，提升国内农产品加工业的竞争力。

摘要:利用中国九省2 70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地产权稳定性对农户购买农机服务的影响。结果表明：承包权的不稳定显著抑制了农户自购农机，促进农机服务购买行为。承包权的不稳定对购买农机服务的影响程度要超过土地资源禀赋。由于经营权未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也使得农户通过购买农机服务而不是自购农机来满足生产过程中对农机技术的需求。由此得出政策启示：为促进农地投资，需进一步稳定农地承包权，重视保护农地经营权。

摘要:整合TRA、TTF和TOE框架等技术采纳理论模型，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调查问卷采集湖北省589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检验，同时建立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对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源、物流条件、资金充裕度以及政策扶持是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最重要因素。其中，人力资源和政策扶持是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的关键影响因素，农民专业合作社受效果易察和资金充裕度的影响较大。提出应鼓励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更广泛地采纳农产品电子商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则凸显引领作用，着重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采纳深度。

摘要: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讨论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中国农村内部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均显著增加了农村内部信任。农业机械技术进步削弱了农户间的生产协作，但提供了同一地区农户统一机械耕作的协调机会，总体上增强了农村的受限制信任及一般性信任。互联网技术进步缩短了乡村与城市间的心理距离，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性，通过拓宽村民的社会交往及社会网络，增强农村的一般性信任。

摘要:以S-O-R（刺激-机体-反应）模型为基础，构建了农产品品牌真实性与品牌推崇之间的关系模型，并以武汉市433名蔬菜消费者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产品品牌真实性对品牌情感和品牌推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均对品牌推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真有之情”和“应有之情”在农产品品牌真实性与品牌推崇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品牌敏感在农产品品牌真实性和“真有之情”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摘要:通过构建VAR-BEKK-MVGARCH-DUMMY-T模型，以棉花期现货市场为例，从市场间溢出效应和动态关联两个方面研究了价格支持政策对农产品期现货市场关联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价格支持政策对棉花期现货市场关联存在明显的差异化影响，具体来看，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棉花期现货市场间相关程度，而目标价格政策实施后两市场间相关程度又逐渐回升；临时收储政策和目标价格政策均降低了棉花期货市场价格对棉花现货市场价格引导作用，同样降低了两市场间价格波动传递效应；目标价格政策对棉花期现货市场间价格引导及波动传递的影响均小于临时收储政策；临时收储政策降低了棉花期现货市场间价格波动关联程度，而目标价格政策则提升了两市场间价格波动关联程度。因此，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应坚持市场化方向，并充分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功能。

摘要:中国是壳蛋生产和消费大国，壳蛋产品是居民膳食中重要的食物品种，研究壳蛋产品供应链对加强食品安全、改善壳蛋产品供应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剖析国内壳蛋产品标准不统一、价格波动区间较大的特点以及壳蛋产品供应链收益配置不尽合理的现实，构建壳蛋产品供应链多方模糊合作博弈模型，设计了一种改进的模糊Shapley值法对该模型进行求解，并根据实际调研和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价格指数等数据进行了数值演算。最后，根据模型和计算实例，从促进壳蛋产业发展的角度，建议政府管理部门建立健全壳蛋产品供应链质量和价格监控体系、壳蛋行业组织要鼓励和扶持养殖户发展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摘要:农村公共空间不仅是农民公共活动的空间，也是村庄社区和国家权力互动和展演的场所。以浙西北S村朱氏祠堂为观察对象，探讨作为农村传统公共空间的祠堂的现代转型及其存续发展逻辑。研究发现，生活主体并非传统公共空间遭遇现代中国革命和政治冲击场景中的消极受动者，而是善于因时采纳并巧妙借用政治话语策略性装饰传统公共空间，从而在意义编织中持续重构空间的存续正当性。经由政治符号填充的公共空间，成为表意政治和聚合认同的统合性承载场，强化了空间的意识形态工具属性，再生产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个案经验表明，传统社会符号与现代政治符号能够相安共生且良性互动，应赋予传统事物以现代意义而非全然抛弃。空间生产的三维构件并非完全割裂而是有机嵌合。空间的物理形态和价值意义都被改造着但后者远远超过前者。

摘要: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社会的应用与普及催生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升级，也扩展着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案例分析表明，党群微信群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中公共交往空间和公共治理空间的现实映射，而互联网的互动、便捷、透明特性又拓展着这双重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社区，为村民互动、互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乡村公共性在“微交往”中再次聚合；另一方面，以“微管理、微监督、微决策、微服务”为主要表征的乡村“微自治”又强化着村民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主体性作用。与此同时，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也映射在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空间之中，使得该空间兼具“国家在场”与“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强化着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复杂性。

摘要:乡村具有广阔的技术赋能空间。乡村“技术赋能”是指通过现代技术赋能农业、农村、农民，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技术赋能”是一种内外融合的发展模式，它使乡村实现了由“技术—现代性”这一外源性发展模式向“技术—能力”这一新内源性发展模式的转变。乡村“技术赋能”命题的提出源于城乡之间巨大的能力差异，而技术恰恰可以提升乡村经济发展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治理能力以及村民的知识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变量。乡村“技术赋能”的前提是技术下乡；条件是契合乡村场域，实现技术和乡村的特征匹配；边界是遵循“以人为本”的底层逻辑，实现技术与人文的联姻，防止技术由“赋能”走向“控制”。

摘要:基于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

摘要:基于微观视角，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讨论农地确权能否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缓解农村正规信贷配给。采用IV-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供给型与需求型双重信贷配给的异质性影响，并引入农地确权与农地经营规模的交互项进一步考察其规模偏好特征，最后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在现阶段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与配套措施不完善的约束下，农地确权难以完全释放农村土地资产的德·索托效应，其对供给型信贷配给的缓解作用仅限于本就有着借贷优势的大规模经营农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而对需求型信贷配给则具有充分的缓解作用，并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同样存在规模偏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