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巴纳吉（Banerjee）、迪弗洛（Duflo）和克雷默（Kremer）三位经济学家。文章介绍了获奖者对贫困与发展问题的细致研究及其贡献，简要说明了微观实证中的RCTs方法及其应用价值，并对由RCTs方法所引发的争议进行了梳理与评价。在此基础上强调：尽管众多经济学家已经对经济学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反复做过批判，但应该承认，经济学诺奖的技术性或技巧性倾向越来越明显，与鼓励基础性的理论突破或原创性的知识贡献的初衷背道而驰。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是重要的，RCTs方法对于提升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也是重要的，但并非是解决发展或贫困问题的“万用良药”。

摘要:牧区草场因其特殊性，实行“三权分置”不能完全照搬农地经验。基于《资本论》的土地所有权理论，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方法，在分析我国牧区草场资源特性的基础上，探讨与之匹配的牧区草场“三权分置”制度安排形式，阐述我国牧区草场“三权分置”从法律权属关系上的草场产权权利分解到所有制基础上的产权关系、再到其特有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三个层级内涵,指出了其超越交换价值追求的多重目标导向，包括以草场要素市场化带动畜牧业现代化、实现牧区草场效益共创共享的持续性、保障牧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经济社会转型等，提出要以明晰集体所有权、牧民承包权、资本所有者经营权三权边界作为改革重点来提升牧区草场“三权分置”制度绩效的改革思路。

摘要: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河南和安徽3省10县的调研数据，通过PSM模型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综合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水平、收入结构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从收入水平来看，土地流转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比未参与的农户高26.11%；从收入结构来看，转入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转移性收入显著降低；而转出户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显著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显著降低；转入户和转出户的非农务工收入均没通过显著性检验；从收入差距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户内部收入的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49.83%和24.93%。由此说明推进土地流转是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一个新途径。

摘要:耕地质量事关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广西壮族自治区818份调研问卷，探索并验证新一轮确权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新一轮确权能够有效激励农户采纳土壤肥力提升和养分平衡行为，激励农户更多采纳保护性耕作行为。具体表现为：确权颁证增加了农户施用有机肥、施测土配方肥和施石灰三类行为的概率，提升了农户采纳秸秆还田、免耕和深松三类技术的可能性。考虑到确权颁证的内生性和不同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相互之间可能的关联，分别使用PSM模型和Mv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依然支持上述发现。进一步分析表明，确权颁证的政策效应有滞后性，相对持有确权证期限较短的农户，持有确权证期限较长的农户更可能采纳上述各类耕地质量保护行为。并且，农地确权对部分类型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受到土地调整经历的负向调节，二轮承包期间经历过土地调整会削弱新一轮确权对农户施有机肥、施石灰和采纳免耕技术三类保护性措施的激励作用。

摘要: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实现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有效路径，其对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湘皖两省302个水稻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从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和收入兼业化水平两个角度出发，采用probit模型和IVprobit工具变量法分析农户兼业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劳动力兼业化水平和收入兼业化水平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相较于技术密集型环节，农户兼业化对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的促进作用更大。②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在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行为中表现出不同特征，规模户倾向于购买技术密集型环节外包服务，低兼业户则会减少在此环节的外包；通过工具变量法纠正农户兼业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性服务体系，重点扶持薄弱环节，制定差异性的外包支持制度，充分发挥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的规模经济效应。

摘要:农户秸秆还田意愿和采纳行为的不一致性制约着秸秆还田的推广。将农户主观认知和外部条件置于同一个分析框架，构建MOA拓展模型，分析能力和机会的双轮驱动能否促进农户秸秆还田意愿向行为转化，并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同群体间意愿和行为的关系以及能力和机会对意愿—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秸秆还田需求端的堵点在于农户意愿未能转化为有效需求，供给端的堵点在于技术不能满足农户需求；农户生产习惯和生态知识、技术的可获得性能促进其还田意愿向行为转化；在高群体一致性组别，技术的可获得性和生态知识正向调节农户意愿—行为的关系，而在低群体一致性组别，生产习惯正向调节意愿和行为的关系。因此，从秸秆还田供给侧出发，基于农业农村农户实际情况优化秸秆还田技术，实现精准服务是推动秸秆还田的关键步骤。同时，创新宣传内容与方法，找准农户差异优化生产习惯，提高农户生态知识水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机械作业条件亦是实现秸秆还田供需匹配的必要举措。

摘要:通过构建一个两期动态投融资的理论框架，分析信贷需求抑制、非农收入对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进一步运用黑龙江、浙江、河南和四川4省957份农户数据采用IV-Heckit和cmp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以家庭其他成员参与金融项目数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信贷需求抑制问题，信贷需求抑制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及强度，非农收入对此有明显的缓解作用；非农收入对于资金需求大、普及程度高的有机肥采用影响显著，对资金需求小的秸秆还田采用影响不显著。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强渠道建设、推动绿色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等政策建议。

摘要:利用2017年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两省调查的950户进城农民工样本，采用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进城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实证分析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并对不同群体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1）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处于低剥夺区间，样本收入不平等平均水平为0.277，男、女性农民工分别为0.348、0.227，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更高，教育程度越高的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越低，普通工人比其他技术管理人员高；（2）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倾向于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如降低基本生活水平、减少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反之则倾向于采取向正规机构借贷和正式社会支持等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3）女性、健康状况较差、教育程度低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临风险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更高。研究结论提供了农民工群体风险管理研究的经验证据，可以为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摘要:良好的代际流动可以缩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家庭成员的教育和社会资本是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重要通道。文章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从教育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出发，探讨两者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流动的影响机理及区域差异。研究发现：男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代际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女性子代的受教育水平并未显著影响代际流动；尽管父代受教育水平并不直接影响家庭代际流动，但它在男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在农村家庭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也存在性别差异，男性子代通过社会资本路径求职能够促进其向上的代际流动，而社会资本在女性子代的代际流动中并未发挥显著作用；进一步的区域比较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的代际流动不明显，且一级地区、二级地区均呈现微弱向下的流动趋势，三级地区呈现微弱向上的流动趋势。由此提出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维护农村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加强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信息等建议。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深刻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服务于工业化发展战略，我国城乡关系逐渐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发展方式的转变，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逐渐被打破，城乡关系不断走向融合。城乡关系演变贯穿其中的发展规律如下：发展方式是影响城乡关系的根本因素；制度安排是影响城乡关系变化的直接因素；市场化改革取向是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的重要手段；通过深化改革向农民赋权是提升城乡发展协调性的重要途径；城乡融合是一个长期、渐进、互动的发展过程。由此提出，新时代下，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需要在进一步改革创新、城乡统筹和农民权益保护上着力，同时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稳扎稳打、久久为功。

摘要: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种房”视为一种集合行为，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法，分析了政府干预与信息传播两种社会控制因素在“种房”行为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政府不干预和信息碎片化条件下，乡村精英的示范效应和意见领袖效应促进了“种房”行为的发酵。在政府弱干预和信息变异式传播条件下，政府行政干预中的规范变通行为，强化了村民对“种房”收益和风险的认知偏差；信息的变异式扩散强化了“种房”收益预期，遮蔽了“种房”风险信息，从而使“种房”行为愈演愈烈。在政府强干预与信息还原条件下，“种房”的成本大于收益，“种房”行为停止。政府干预的迟滞性和信息不对称是“种房”这类集合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据此提出，农民“种房”行为的治理应着眼于强化用地规划的前瞻性、健全“种房”应急处置机制和强化“种房”治理规范的刚性。

摘要: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摘要:农村垃圾治理凸显了我国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和基本制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环境非正义关系,暴露出农村垃圾治理资源分配失衡、农村垃圾治理决策程序缺失以及农民承受的垃圾治理责任不公平的问题。防范农村垃圾污染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首先，通过健全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治理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其次，通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程序合理化实现环境程序正义，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最后，通过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法治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保障实现环境矫正正义，确保农民享有适宜的人居环境。

摘要: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

摘要:本文利用1997—2016年中国大陆31省区面板数据，在较为全面地测度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基础上，借助空间杜宾模型，从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考察农业产业结构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与间接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998—2016年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不断提高，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驱动；东、中部省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整体水平较高，东北三省次之，而西部省区最低。省份间农业绿色生产率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农业产业结构是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一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不仅受到本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直接影响，还受到邻近地区农业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间接溢出。因此，新时期更应重视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与优化升级在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升农业整体发展质量。

摘要:文章探讨了生物技术知识与公众对转基因态度之间的关系。通过检视不同时代、不同国情背景下的调研数据，发现掌握生物技术知识的程度在总体上并不能与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形成稳定的正相关性。相反，在不同国家以及转基因争议的不同阶段，生物技术知识和受众学历在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态度上作用似乎不同。通过系统探讨转基因争议的媒体因素与心理机制推断：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在争议情景下，人们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性心理认知机制被激活，取代了他们利用知识进行理性衡量的认知手段。这一研究为理解科技争议与极化态度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

摘要:“后常规”时代各种新媒体的出现,使科学议题传播的复杂性更加凸显，用户均可生成内容，为科学家、科普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的科普途径，同时增加了公众针对科学议题“发声”的机会，这些都为研究传-受之间的张力和博弈现象提供了素材。科学传播的图景进一步发生改变，其中传-受之间的错位现象对科学议题的有效传播影响重大。本文采用的案例是微信公众号“我是科学家iScientist”和“果壳”发表的崔凯博士的一篇名为“公众为什么不相信转基因”的转基因科普文章及其文后评论。采用内容分析方法，从主题和解读两个层面解析传-受之间存在的重合和错位。研究发现，在主题层面，科普文本和评论之间重合较大，只在“道德与伦理”和“通过意见领袖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出现错位。在议题的解读层面，科普文本与对转基因持反对态度的评论之间差异较大：其一，虽然传-受双方都认同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但是二者对此表现出的态度却是截然相反的；其二，对政府监管的信任程度不同；其三，转基因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科普工作的重要性方面产生解读错位；最后，评论对于科普方的合法性存在质疑。

摘要:公众有效参与立法活动能够促进立法的民主性，提高法律规则的可实施性。2018年12月，美国《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实施细则）》公布于世。除具体条文外，另有详尽的公众参与制定该规则的全过程记录同时发布。通过对美国公众参与立法的全阶段进行分析发现，其公众参与立法程序较为完善且公众参与性强。结合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现状，提出引入“立法预先公告”程序，扩大公众参与主体范围、增加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适当延长公众评议时间、完善公众评议反馈制度、进行充分的立法信息公开等具体建议，切实保证公众在参与立法过程中获得现实参与感，以促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为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