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序列自相关函数图和运用R/S重标极差法计算的Hurst值，基于1994年6月-2016年8月猪肉、牛肉、羊肉等主要畜产品价格，对畜产品价格长记忆性进行研究，同时利用分数阶差分后序列建立AFRIMA模型，并与ARIMA模型预测精度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长记忆性特征；基于长记忆性特征的AFRIMA模型预测精度较高。预测近期猪肉价格波动率回落，处于低速波动状态；牛肉价格波动率逐步降低，上涨乏力，羊肉价格预计跌幅不大，价格处于僵持状态。建议在研究和预测畜产品价格波动规律时应该充分考虑长期记忆性问题，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关宏观调控政策时，应考虑价格具有长记忆性特征，关注前期价格波动规律和未来价格波动的相关性。

摘要:利用X12季节调整模型及HP滤波法，分析生猪价格波动的季节性、周期性及趋势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从河南中牟生猪收购到浙江余姚猪肉销售各环节价格变动及成本费用的构成数据，分析价格波动对生猪产业链利益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自繁自养方式的收益高于专业育肥方式；生猪价格是全产业链价格波动的振源，并以非对称方式传递到猪肉价格，生猪养殖环节收益波动最大，是产业链中最脆弱、风险最大的一环，生猪市场的供求矛盾取决于供给。因此，推进生猪产业链一体化、推动生猪保险产品多元化、提高养殖户专业知识水平等对于解决生猪价格大幅度周期性波动问题尤为迫切。

摘要: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花村的田野调查，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村治主体公共权威的缺失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悬浮，吸纳式治理将村治主体引入既无体制支持又与村民关系松散的尴尬境地，使其公共权威无法确立，同时村治主体还需承担政策变动的消极后果，及扶贫建档立卡制给村治主体所带来的“三角压力”；驻村干部对村治主体权力的短暂替代及村民对该种权力的“工具性”认同、利用，致使村治主体公共权威在精准扶贫实践中进一步缺失，以致出现贫民争贫闹访、村民怨气横生，农村基层治理困境进一步凸现。提出在国家政权下沉的现代体制建设中，注重建立和维护村治主体的公共权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衔接，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基层治理良好运作的有效途径。

摘要:主要运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深入访谈法收集贫困者“主诉”的生活史，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生成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产生是先赋性弱势与事件性弱势在家庭内累积的过程和结果，先赋性弱势累积的影响具有基础性，事件性弱势累积的影响则具有直接性。先赋性与事件性累积双高的贫困家庭，贫困的自我再生机制最强，个体能动性的作用空间最小；先赋性与事件性累积双低的贫困家庭个体能动性的作用空间最大，家庭脱贫潜力最大。

摘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文章首先从理清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关系入手，系统归纳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概念和内涵；其次概括了新世纪以来我国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主要成效，分析了当前仍存在的困难和挑战；并参考现代农业的评价指标，测算了我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水平；最后提出了我国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路径和建议。

摘要:以牧民收入作为主要考察对象，采用分位数回归对甘南牧区的牧户生计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牧交错区与纯牧区牧民收入影响因素存在较大不同。农牧交错区牧民收入在不同分位点上受到家中有无外出务工人员、家中常住人口数量、距离集贸市场的远近、放牧牲畜的数量、有无科技培训、有无加入合作社等因素影响呈现不同。纯牧区牧民收入只受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的显著影响。总体看来，牧民对补贴和放牧依赖度高，难以转变生计结构，为促进增收需倡导舍饲养殖，转变原有粗放的牧业生产结构，谋划牧业发展新思路。

摘要:美丽乡村建设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也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在论述了“美丽乡村”的概念和意义基础上，从治理之美、发展之美、和谐之美、生态之美和文化之美5个层面，选取24个代表性的指标构建了浙江省“美丽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方法对浙江省近7年（2008-2014年）的“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这种成效在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等方面均有所表现。

摘要:揭示农业供给侧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是制定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基础。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城镇化发展对农业供给侧结构变动的影响，并基于分布滞后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发展将通过影响农产品消费需求结构和农业生产要素稀缺程度，对农业供给侧结构变动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如果滞后效应持续时间太长，将导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因此，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创造良好的农业生产经营环境，减轻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的滞后性，促进农产品供需双方互动协调，加强农业生产者之间分工协作。

摘要:基于对湖北省农村样本老人的问卷调查，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环境卫生、社会治安与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关系，以期更好地阐释建设“美丽中国”理念的社会价值。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幸福感较高，认为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比例合计达到了76.1%。对所在地区环境卫生以及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知显著影响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农村老人认为所在地区的环境卫生状况越好，其幸福感越高；所在地区的社会治安状况越好，其幸福感也越高。环境卫生、社会治安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交互效应，环境卫生状况的改善有利于社会治安状况的优化，进而提高农村老人的幸福感。另外，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收入等个人特征也显著影响了农村老人的幸福感。为此，农村在建设“美丽中国”过程中，需要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特别是降低空气、水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鼓励构建警民联动机制，完善综合治理网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治安水平，以提高农村老人的幸福感。

摘要:基于对全国女性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特征、剥夺感、社会资本和权益保障水平四个方面对女性农民工维权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绝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参加社会组织的数量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家人亲戚与老乡工友变量对采取维权行为有显著影响；而在维权选择方面，出生于1979年前、受教育程度较高、非群众身份、低绝对剥夺感以及签订劳动合同的女性农民工倾向于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为。进而建议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完善劳动制度、改善劳资关系引导女性农民工制度化维权。

摘要:农民合作有“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税费改革之后，随着国家权力逐步从农村社会退出，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不断降低，“外生型”合作的条件不如之前，村庄社会力量主导的“内生型”合作的重要性逐渐就凸显出来。文章以鄂西南桔村修路为个案，探讨了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引导下实现“内生型”农民合作的四个有效因素，具体包括：适当控制合作规模、发挥积极分子带动作用、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同时这四个因素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摘要:家庭中的精神障碍患者会给其家庭带来巨大风险与负担。在我国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作为一个特殊弱势群体，不可避免会遇到诸多困境。基于湖北省L村的实地调查，其社会支持呈现微观层面亲属支持单一性与非稳定性、互助支持缺位，中观层面医院支持断裂、社区支持匮乏，宏观层面社会保障制度碎片化、社会组织支持真空、社区文化归因偏差等特性。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完善与构建农村精神障碍患者家庭社会支持体系，其出路应以政府为主导、社区为依托、社会组织协同参与为支持主体系统，以收入来源的拓展、心理支持的提供、社区互助支持力量的培育为支持内容，以专业社会工作嵌入作为其支持实现形式。

摘要:在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下，撤村并居成为地方政府改善村庄面貌的一项重要举措。山东J村的经验表明，在撤村并居实践过程中，老年人群体的利益和感受被忽视。撤村并居推动了乡村社会空间商品化、劳动力市场化和村庄阶层结构化的进程，导致老年人在社区转型中无力购买合适的居住空间，从而被排斥到小区的边缘空间。老年人来自于年轻人的社会支持减少，老年人群体内部之间的社会参与弱化，形成了老年人与年轻人、老年人同辈群体内部的交往区隔，最终导致老年人精神世界边缘化。政府在推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尊重老年人的社会权益，注重维护老年人的精神世界，避免为老年人的生活世界树立生存藩篱。

摘要:运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山西省武乡县西城村、坡底村、邵渠村的调研，从出租合约建立、合约履行、合约结束三个阶段对农村土地出租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土地定价标准不统一导致土地出租市场混乱，引发社会经济、环境问题；合约订立不规范，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违约风险较大，违约成本过低，违约现象普遍；土地出租权责划分不清导致后续问题的责任无法追究。进而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

摘要: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即从种地到经营地这一现象的发生机制，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进入关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首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生活空间解体导致年轻劳动力流失程度加重，作为生产空间的村落事实上逐步解体并引发传统农地经营模式转型；其次，“国家在场”与“资本下乡”不仅有利于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向财产功能转型，也是农业产业化和农民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核心机制；最后，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审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新三农”问题，则要求区别对待不同土地经营者“下乡”形成的多元雇佣关系，以培育高素质农业劳动者为契机，“有条件、分步骤”推进中国农地制度诱致性变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改革风险分配机制和制度创新利益分享机制，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

摘要:基于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层次回归分析验证了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农户的一般信任与合作社声誉的评价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不受土地经营规模的调节效应影响，而农户的认知信任对合作绩效的促进作用受土地经营规模正向调节效应的显著影响。对于收入水平低、外在压力大、收入渠道少的农户群体，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认知信任-合作绩效的调节效应更显著。建议农村地区应建立良好的契约环境，提高农户间契约关系的稳定性，增进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信任；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促进部分农户群体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适度扩大其土地经营规模。

摘要:以率先在全国探索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创新实践模式的成都市为实证，基于4个乡镇12个村311户乡村家庭的调查，运用典型相关模型从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差异的视角探索农户参与补偿政策成效，为定位参与补偿政策相对有效的农户类型及重点对象提供参考依据。研究表明：兼业经营户参与农田保护补偿政策成效评价表现最好(0.153 7)，非农经营户评价值最低(0.120 4)，而禀赋异质的农户家庭对于政策实施成效的感知状况不同。政策满意度是决定农田保护补偿政策实施成效的首要指标，农户的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感知政策满意度最为敏感；农业生产积极性是反映政策实施效果的另一指标，和农户的家庭物质资本禀赋有较大的关联。其中，家庭自然资本及物质资本正向影响农业经营户参与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影响兼业经营户感知政策效应的指标按重要程度依次是家庭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及物质资本；家庭金融资本与非农经营户的政策实施满意度相关，相关部门可根据农户家庭的生计禀赋状况采取相应对策。

摘要:乌尔里希·贝克对“无知”的界定为探究转基因技术风险的成因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他归纳了五种类型的“无知”：对风险知识的有选择性的接受与传播、知识的不确定性、误解和错误、认识的无能、不愿认识。五种类型的“无知”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实践的结果，一类则源于主体认知的局限。因此，在正视转基因技术风险的同时，要通过自下而上的“亚政治”以及跨越学科界限、民族国家界限的“跨界治理”来规避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