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1-6.
摘要:“三农”问题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视阈,从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大局出发,阐述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具有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全面分析“三农”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制定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的重要政策,以战略眼光、务实精神、创新意识和底线思维为基本特征,坚持和发展了我们党的“三农”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三农”发展的新观点新思想,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三农”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
2015(1):7-13.
摘要:采用我国13个油菜主产区1978-2012年的面板数据,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和固定效应估计,对油菜生产各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和要素替代弹性进行估计,探讨油菜生产的增长路径。结果表明,虽然油菜生产经历了一个劳动力净流出的过程,但因为化肥和机械投入对劳动力产生了显著的替代效应,这一过程并未对油菜生产尤其是单产提高产生显著损害,油菜生产也因此采取了一条劳动生产率导向和机械技术主导的增长路径。另外,其他要素投入之间也存在一定要素替代效应。基于此,就优化油菜要素投入结构、应对劳动力转移挑战等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2015(1):14-22.
摘要:利用四川、湖北、河南、陕西、上海、江苏6省市油菜示范县689户农户的微观数据,基于超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经营规模农户油菜生产的技术效率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发现:主要生产要素投入对油菜产量增加的效果较明显,其大小顺序为农药投入>化肥投入>种子投入>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样本农户油菜种植平均技术效率为83.99%,仍有16.01%的增产空间;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油菜生产技术效率分布差别较大,总体呈偏态分布;在影响农户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中,受教育程度对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均有正向影响,家庭受农业技术培训人次、家庭成员是否有人担任村或村以上干部、外出务工人数、农户到最近农产品贸易市场的距离等因素,对小规模农户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大规模农户油菜生产技术效率则对家庭规模、家庭成员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次及油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的反应较为敏感。
2015(1):23-29.
摘要:采用2002-2011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农业相关面板数据,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我国各省和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结果发现:技术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在2004-2005年和2008-2009年出现了两次ECH同TCH的反向变动;技术效率的解释度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70%的比重。由此提出,当前农业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保证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以及加强农业生产的技术和区域协调发展。
2015(1):30-38.
摘要:以四川省成都市3个镇18个村庄208户农户为例证,构建生计资产六边形分析农户生计资产状况,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和定序Logit方法探讨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存在性和影响度。研究表明:①农户生计资产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及个体差别。永安镇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且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在50%~90%的一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高,家庭农业收入占比为10%~50%的二兼农户生计资产产值最低;江源镇农户生活满意度相对最高,非农业户和纯农业户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兼业农户。②农户生活满意度与生计资产间存在较强的耦合关系,农户生计资产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灰色关联系数为0.482 2。其中,心理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大(0.686 0),自然资产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联系数最低(0.480 6)。③生计资产状况对农户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社会资产和心理资产的增加会提升农户生活满意度,而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增加则会降低农户生活满意度。
2015(1):39-47.
摘要:以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作为因变量,采用二元Logit回归方法对农民工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对农民工选择参加何种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年龄、平均每年工作时间、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和家里是否有人参保4个因素对农民工是否参保产生显著影响;而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儿子数、所在单位是否为职工参保,以及对制度的满意度这些因素对农民工选择社会养老保险的种类影响显著。
2015(1):48-53.
摘要:科技支撑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在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土地、劳动力、资本、信息等关键因子的基础上,论述了科技支撑能够增加土地的使用效率和可持续利用,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转移部分劳动力获取非农业收入,加快农民投入资金的周转,促进资金的合理使用及提高储蓄和债券利息等财产性收入,能够加速农民对科技信息的吸收和利用而降低成本增加收入等。进而提出了以“新”品种为抓手,以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为引导,以科技培训为平台,培育壮大科技示范农户,组建科技合作社、发挥集约化优势等通过科技支撑来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
2015(1):54-60.
摘要:频频出现的蔬菜质量危机和菜贱伤农事件,反映出菜农面临的风险相比一般农户更加复杂。通过对鲁南S村菜农微观风险世界的观察,结果发现:菜农完全嵌入市场体系,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共同构成其风险结构,菜农对自然风险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市场风险更易造成实质性损失,技术风险尽管具有潜在性却隐含巨大的社会爆炸力。菜农对以自然风险为代表的传统风险较敏感,对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等现代风险感知滞后,且存在认知偏差;风险认知偏差、现代劳动分工、二元市场结构以及正规避险机制缺乏,将菜农锁入现代风险并使其处于高风险的地位。基于此,提出降低菜农风险的建议:对菜农进行职业教育和能力培养;加强对农村妇女和老人的服务;规范农村市场秩序,健全国内农产品市场,支持农业保险市场的发育;构建正规安全网等。
2015(1):61-67.
摘要:采用VAR模型对中国1990年以来农村金融变迁与农产品物流发展的长期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农产品物流发展,而农产品物流发展却没有对农村金融发展起到应有的拉动作用,我国农村金融仍处于有效供给主体不足的状态。从破除农村金融抑制现象、培育面向农产品物流的多元化私人融资担保主体、大力发展农产品物流金融、创新农产品物流金融产品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农产品物流快速发展的对策建议。
2015(1):68-74.
摘要:在法律意识方面,绝大多数农民认为当前我国的法律是公正的,大部分农民认为法律能够保障他们的自身权益,绝大多数农民认为他们基本上能够做到遵纪守法。从这个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不仅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还朝着现代法律意识的方向迈进。但是,受一些因素特别是权力和金钱等的影响,少部分或者极少数农民持不同的观念和想法。因此,农村法制建设的道路依然漫长,仍然需要执法者和农民双方的共同努力。
2015(1):75-80.
摘要:与第一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主要有3种:让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让子女留守农村接受教育和让子女流动往返于城乡之间接受教育。从发展趋势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让其子女随迁入城接受教育。这一选择倾向主要受到四大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及其市民化诉求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在家庭中的代际分工和家庭经济收入构成的影响、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教育空间压缩的影响和生育政策实施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生育观念转变所导致的生源减少的客观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选择困境与城乡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对此,应从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高度统筹安排。
2015(1):81-87.
摘要:通过对大样本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认为,资本下乡既有利于农民增收就业,但也可能“伤农害农”;农民认为资本下乡比较好,也愿意出租土地给下乡企业并到下乡企业打工,特别是在自主权和收益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对资本下乡的评价以及出租土地的意愿都非常高。可见,资本下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农民权益没有保障的资本下乡。因此,资本下乡要从建立收益分享与增长机制、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程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监管等方面着手,真正把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权益作为推进资本下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15(1):88-95.
摘要:基于对村社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3种农民集中居住模式的实证调研分析,揭示了3类集中居住模式的困境乃是政府、资本与农民需求之间的背离所致。而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更为宏观和根本的制约因素则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半工半耕的生计模式和庭院的多重功能。在此背景下,只有采取“政府引导、农民参与、成本共担、因地制宜”的“政府+村社”集中居住建设模式,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满足农民住房需求,进而促进农村长远健康发展。
2015(1):96-101.
摘要:根据292份农户问卷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模型,从人力资本情况、农户合作现状、农民公共生活情况和合作社发展现状等4个方面来研究农户视角下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农村公共空间的因素。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合作社合作条件、合作社公共生活情况、农户利益实现程度和合作社实际运行情况等5个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农村公共空间正向影响显著;性别、年龄和家庭农业劳动人数等3个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农村公共空间负向影响显著;农户合作能力、农户参与程度和农村公共生活情况等3个因素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拓展农村公共空间影响不显著。
2015(1):102-108.
摘要:城镇化背景下,流动起来的农民突破并模糊了既有的社区边界,“农民-社区-服务”三者出现脱节,使管理及服务减效甚至失效。之所以如此,源于户籍制度与单项且程式化的供给机制,分别规定并限制了社区服务的地理及内容边界,产生了与日益频繁流动、异质分化的农民需求之间的矛盾。为此,需改革相应的财税体制、民主机制,以实现社区服务与处于流动状态的城乡居民无缝对接,建立以居住地为基础的社区服务边界,重新实现“农民-社区-服务”三者的重合。
2015(1):109-114.
摘要:为厘清规划与市场在土地资源一级配置中的关系,从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入手,构建了制度成本的比较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不同制度管理土地资源一级配置的绩效。研究表明:与一般性资源相比,土地资源具有高外部性、不可逆性、异质性和用途专用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完全的市场制、庇古逻辑和科斯逻辑因制度成本过大而失效;土地资源一级配置应该由规划制度来管理,它本质上是层级制、市场制和网状制等不同治理结构的结合,规划和市场并不是不可相容的对立面。为解决当前规划失效的困境,应当减少和优化层级制的作用,加强市场制和网状制的作用,约束政府干预、实行弹性规划和加强公众参与成为制度改进的可能路径。
2015(1):115-122.
摘要: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方法,分析村干部在农地流转中的经营人角色,探究其行为逻辑。研究表明,作为村庄经营人,村干部是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其农地流转经营人角色主要表现为农地租赁中的“中间人”、土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负责人以及农业资本的合伙人。村干部参与农地流转有利于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推动农地流转的有效配置。但是,作为村庄经营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村干部行为逻辑受到正式权力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俘获,导致村干部经营行为的自利性。因此,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应规范村干部的经营人角色,强化其公共身份,弱化其私人属性。
2015(1):123-132.
摘要:党的政策创新提出了矿山企业可直接获取农村集体土地,对于如何获取和使用农村集体土地,继续从制度安排上进行探索。矿业用地生态性、变动性、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矿业用地方式的多元化选择:首选股份合作、次选租赁、慎选入股与出让、普选地役权与相邻权。这些方式均属集体土地权利让渡,承包经营者是让渡的基本主体;承包经营权分解为承包权与使用权,让渡的是物权性土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权同价。提出农村矿业用地应通过土地利用的市场准入制施行严格的用途管制,制定土地利用专项规划与矿业开发规划衔接以确定矿业用地指标,利用土地增减挂钩方式换取建设用地面积。
2015(1):133-138.
摘要:近年来,网络上对产品伤害事件负面信息层出不穷,不同的负面信息会引发消费者不同的补救期望。运用情境实验法,探讨产品伤害事件中网络负面信息类型对消费者补救期望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消费者的解释水平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面对中心型网络负面信息,消费者期望纠正性补救措施;面对边缘型网络负面信息,消费者则更期望信息性和情感性补救措施;消费者的解释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网络信息和补救期望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由此提出,企业在处理伤害危机事件时应当及时归纳分析网络信息类型,并依据消费者的解释水平对消费者采取针对性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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