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典型模式，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以张家界武陵源区为例，紧扣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精准分析旅游城镇化作用乡村振兴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效应；武陵源区目前的自然发展模式虽能创造较好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会造成结构性失业、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5种仿真模式中，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最佳模式；旅游政策影响因子在不同仿真模式中均成为重要的政策因子，印证了武陵源区旅游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实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最佳驱动必须从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与生态优化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发展路径促进乡村振兴。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内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也呈现出新的趋势。《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提出促进“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重要模式，为乡村振兴带来了全新的解决思路。旅游业以其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成为新时期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的新型驱动力。旅游引导的城镇化改变了地区原有经济模式、地域景观、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典型模式，国内外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成果颇为翔实。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研究较早，Mullins于1991年提出“旅游城镇化”概念，认为旅游城镇化是一种建立在享乐的销售与消费基础上的城镇化模
鉴于此，本文基于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以因“旅游立区”的张家界武陵源区为研究案例地，着力探讨其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与作用机制，运用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方法，从系统发展角度实证检验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试图回应：旅游城镇化如何驱动乡村振兴？其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体现在哪些方面？以期为旅游资源富足的贫困地区更高效地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决策依据与经验借鉴。
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均是复杂的系统，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包含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个维度，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遥相呼
图1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框架
旅游业作为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除带动餐饮、住宿等多个相关产业发展外，还涉及工业、农业、文化产业等各个领域。乡村振兴战略是涉及多目标与多主体的国家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旨在实现我国农业强、农村美和农民富的目
在旅游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演化过程中，区别于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旅游城镇化大多以“政府+社区+企业”的多主体互动模式为
（1）系统边界。系统动力学（SD）由Forrester于1956年首次提出，是系统科学理论与计算机仿真紧密结合、研究系统反馈结构与行为的一门科
（2）基本假设。考虑到武陵源区旅游业发展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为便于模型模拟分析，在建立旅游城镇化-乡村振兴系统动力学模型过程中，以如下假设条件为前提：①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效应由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与生态优化三大板块的相关指标衡量。②系统主要解构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动态发展过程，运行与情景模拟主要受内部因素的影响，且旅游人数等相关指标不受季节性增减而变化。③系统仿真模拟期间，旅游城镇化-乡村振兴系统的运行不受突发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影响，以保证系统仿真的有效性。
（3）数据来源。以张家界武陵源区为研究对象，基于数据可获取性、可衡量性与科学性原则，涉及的数据来源于2010-2019年武陵源区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湖南统计年鉴》与《湖南农村统计年鉴》。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解构各要素复杂的因果循环关系，将旅游城镇化-乡村振兴系统划分为经济、社会与环境子系统。
（1）经济子系统。基于产业与就业两方面探讨旅游城镇化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一是产业优化升级，旅游城镇化包含旅游在消费、产业等方面的特性，又有城镇化在城乡融合、解决就业等方面的优势，旅游城镇化凭借产业联动优势，提高农业附加值，直接影响乡村经济结构。二是就业结构转变，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旅游业有利于增加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促进当地就业结构转变。本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旅游收入作为水平变量，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旅游消费额、固定资产投资、旅游业投资等作为辅助变量，构建经济子系统各变量间的关系。
（2）社会子系统。乡村振兴不仅强调经济发展，更突出乡村区别于城市的独特身份与价值的重要
（3）环境子系统。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旅游发展依赖于环境，但同时也会对环境造成破坏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潜在游客减少，影响旅游总收入，进而导致旅游业总投资减少。以保护环境的视角而言，治理环境需要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增加环境保护投资的比例会挤占其他社会投资，对系统要素造成影响。由于对部分指标进行量化比较困难，因此本文选取环境污染指数作为辅助变量，研究旅游城镇化过程对环境子系统的影响。
因果反馈回路是系统动力学建模的前提与基础，因果关系图是描述系统要素之间联系的重要方式，本文从定性角度出发构建经济、社会及环境子系统内部的非线性因果反馈关系，如
图2 旅游城镇化-乡村振兴系统因果关系
考虑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系统结构复杂、影响因素众多，基于对经济、社会及环境子系统的因果反馈关系分析，紧扣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构建旅游城镇化-乡村振兴SD模型，系统模型主要包括8个状态变量，9个速率变量，30个辅助变量，如
图3 旅游城镇化-乡村振兴系统的动力学模型
函数的确定是系统动力学模型的重要一环，在参考前人相关研
| 子系统 | 变量 | 说明 | 单位 |
|---|---|---|---|
| 经济子系统 | GDP | INTEG（GDPGDP增长率，234987） | 万元 |
| GDP增加量 | GDP增长率DELAY1(GDP,1)科技政策影响因子 | 万元/年 | |
| 农业总产值 | INTEG（农业总产值增加量，6664） | 万元 | |
| 农业总产值增加量 | 农业总产值增长率DELAY1(农业总产值,1)科技政策影响因子 | 万元/年 | |
| 旅游收入 | INTEG（旅游收入增加量，562000） | 万元 | |
| 旅游收入增加量 | 旅游收入增长率DELAY1(旅游收入,1)旅游政策影响因子 | 万元/年 | |
| 社会子系统 | 人口总量 | INTEG（人口增加量，5.27） | 万人 |
| 人口增加量 | 人口增长率DELAY1(人口总量,1)生育政策影响因子 | 万人/年 | |
| 城镇人口数量 | INTEG（城镇人口增加量，3.15） | 万人 | |
| 城镇人口增加量 | 城镇人口增长率DELAY1(城镇人口数量,1)生育政策影响因子 | 万人/年 | |
| 游客数量 | INTEG（游客数量增加量，1399.83） | 万人 | |
| 游客数量增加量 | 游客数量增长率DELAY1(游客数量,1)旅游政策影响因子 | 万人/年 | |
| 在校学生总人数 | INTEG（在校学生总人数增加量，6990） | 人 | |
| 在校学生总人数增加量 | 在校学生总人数增长率DELAY1(在校学生总人数,1)教育政策影响因子 | 人/年 | |
| 乡村振兴指数 | INTEG（村民支持-村民反对，0.2） | / | |
| 村民支持 | 0.5城镇化率+0.5城市社会文化素质 | / | |
| 村民反对 | 0.5环境污染指数+0.5贫富差距 | / | |
| 环境子系统 | 化肥施用量 | 86.81ln(农业总产值)+0.072 | 吨 |
| 化肥施用强度 | 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 | 吨/公顷 | |
| 农药使用量 | 5.56ln(农业总产值)-4.928 | 吨 | |
| 农药使用强度 | 农药施用量/耕地面积 | 吨/公顷 | |
| 环境污染指数 | （化肥施用强度＋农药施用强度）/环境治理政策影响因子 | / |
为确保系统动力学模型效度，本文选取人口总量、城镇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农业总产值等关键变量的仿真结果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
| (1) |
其中为偏离度，为t时刻的预测值，为t时刻的历史观测值。
| 年份 | 人口总量/万人 | 城镇人口/万人 | ||||
|---|---|---|---|---|---|---|
| 历史值 | 预测值 | 相对误差/% | 历史值 | 预测值 | 相对误差/% | |
| 2010 | 5.27 | 5.27 | 0.00 | 3.15 | 3.15 | 0.00 |
| 2011 | 5.92 | 5.61 | -5.23 | 3.58 | 3.43 | -4.18 |
| 2012 | 5.96 | 6.26 | 5.03 | 3.73 | 3.70 | -0.80 |
| 2013 | 6.00 | 6.30 | 5.00 | 3.75 | 3.84 | 2.40 |
| 2014 | 6.05 | 6.34 | 4.79 | 3.79 | 3.86 | 1.84 |
| 2015 | 6.15 | 6.39 | 3.90 | 3.54 | 3.89 | 9.88 |
| 2016 | 6.17 | 6.50 | 5.34 | 3.58 | 3.62 | 1.11 |
| 2017 | 6.18 | 6.52 | 5.50 | 3.68 | 3.66 | -0.54 |
| 2018 | 6.21 | 6.53 | 5.15 | 3.74 | 3.76 | 0.53 |
| 年份 |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 农业总产值/万元 | ||||
| 历史值 | 预测值 | 相对误差/% | 历史值 | 预测值 | 相对误差/% | |
| 2010 | 234987 | 234987 | 0.00 | 6664.0 | 6664.0 | 0.00 |
| 2011 | 285756 | 273055 | -4.44 | 8024.8 | 7896.8 | -1.59 |
| 2012 | 329422 | 318109 | -3.43 | 9005.0 | 9256.3 | 2.79 |
| 2013 | 358115 | 355010 | -0.86 | 10847.4 | 10298.7 | -5.05 |
| 2014 | 409456 | 376310 | -8.09 | 11372.2 | 12196.2 | 7.24 |
| 2015 | 448075 | 428994 | -4.25 | 12401.7 | 12690.6 | 2.32 |
| 2016 | 508121 | 464171 | -8.64 | 13482.0 | 13788.2 | 2.27 |
| 2017 | 561000 | 501305 | -10.6 | 14192.0 | 14892.3 | 4.93 |
| 2018 | 597328 | 544918 | -8.77 | 14746.0 | 15632.1 | 6.00 |
为了考察在不同模式下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在旅游城镇化发展涉及的众多因素中，选取人口、教育、科技、环境与旅游5类代表性因素，因武陵源区旅游城镇化的发展与政府有力的政策支持密不可分，故将影响5类代表性因素的政策作为调控参数，选择原因如下：①武陵源区农村人口因发展旅游业实现就地城镇化，改变了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就业结构，人口政策的施行在武陵源区占据重要地位。②武陵源区应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为探究在旅游城镇化过程中提高教育政策的作用力度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将教育政策作为调控参数之一。③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与地区综合实力的支撑，武陵源区在旅游城镇化过程中，探究科技创新政策作用力度的改变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一定意义。④武陵源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造成了多重影响，探究武陵源区环境保护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⑤为进一步促进武陵源区经济以及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武陵源区政府出台了大量招商引资政策与旅游投资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加入旅游开发。因此探究旅游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具有一定意义。
为探究各政策对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参考周滔
因只改变一种或两种政策的作用力度短期作用效果较好，但长期来看可能导致生态问题恶化、社会安全问题频发，故不是最高效的发展模式。因此，为兼顾长期与短期的目标需求，本文增加协同发展模式探究各系统达到最优的情形。将政策影响因子的初始值均设定为1，在参数调控中设定为2，代表加大该政策的作用力度（或出台新政策）来实
| 具体情景模式 | 情景代码 | 人口政策影响因子 | 教育政策影响因子 | 科技政策影响因子 | 环境政策影响因子 | 旅游政策影响因子 |
|---|---|---|---|---|---|---|
| 自然发展模式 | P | 1 | 1 | 1 | 1 | 1 |
| 产业升级模式 | E | 1 | 1 | 2 | 1 | 2 |
| 以人为本模式 | S | 2 | 2 | 1 | 1 | 1 |
| 环境友好模式 | R | 1 | 1 | 1 | 2 | 1 |
| 协同发展模式 | ESR | 2 | 2 | 2 | 2 | 2 |
（1）自然发展型（P模式）。在现有政策影响因子作用的基础上，得到武陵源区P模式下旅游城镇化-乡村振兴系统的仿真结果。结果表明，该模式下武陵源区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总体向好。自1989年因旅游立区以来，武陵源区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社会文化层面，武陵源区居民社会文化支出提高，在校学生总人数由2010年的6990人增至2030年的9269人。随着武陵源区户籍管理制度与人口流动管理制度的改革，再加上旅游业发展的引力，极大地促进了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及城镇化发展。2010年武陵源区的城镇化率为59.77%，2020年增至69.64%，年均增加0.99%；此后至2030年这一指标则增加至86.04%，增速为2010-2019年的近1.6倍（
图4 自然发展模式与不同模式对比
（2）以人为本型（S模式）。此发展模式追求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2022年之后城镇化率超过P模式，2030年城镇化率为达到P模式的1.19倍（
（3）产业升级型（E模式）。在E模式下，武陵源区GDP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都有大幅提升。在此模式下武陵源区注重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业发展投资，经济增长迅速。2030年GDP为207亿元，达到P模式的2.47倍（
（4）环境友好型（R模式）。武陵源区是张家界核心景区所在地，区内生态环境保护尤为重要。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游客数量的增长与农业耕作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一系列环境问题。R模式注重武陵源区生态环境保护，此模式下旅游业发展呈减缓的态势，旅游收入低于P模式(
（5）协同发展型（ESR模式）。在ESR模式下，武陵源区旅游业快速发展，至2030年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总收入分别达到117545万人和2210亿元，仅次于E模式。居民社会文化素质指数高于其他四种模式，在2030年达到86.04%，为P模式的1.12倍（
出于对模型完整性与旅游城镇化-乡村振兴子系统特征的考虑，选择从经济增长、社会文化、生态优化三大板块衡量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从这一视角分析不同发展模式的仿真结果。
（1）经济增长效应。通过对武陵源区GDP与农业总产值的发展趋势来衡量经济增长效应。五种仿真模拟情景中，E模式对武陵源区GDP与农业总产值增加的推动作用最大。其中，居民人均GDP由2010年的4.46万元增至2030年的11.96万元，增加2.68倍；P模式对农业总产值有较大促进作用，该模式下2030年武陵源区的农业总产值为69634万元。S、R模式下人均GDP增长速度明显小于E、P模式，至2030年五种模式下人均GDP均呈上升趋势（
图5 不同发展模式下关键变量变化趋势
（2）社会文化效应。在2010-2030年，武陵源区农民人均教育文化支出在E模式下有最大程度的提高，其次为S模式。除自然发展模式外，作用力度最小的为R模式。2016年以前，五种模式对于武陵源区社会文化效应的作用水平较为接近。2025年，增长最快的E模式对应的居民人均教育文化支出是增长最慢的R模式的2.6倍；自2026年起，各模式对居民人均教育文化支出的差距明显增大，至2030年，E模式达到R模式的3.5倍（
（3）生态优化效应。五种模式对于武陵源区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生态优化效应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第一个特征为五种仿真情景的水平在仿真阶段后期（2020-2030年）趋于平稳，差距自2015年开始减小。第二个特征为五种模式对武陵源区环境污染指数在2006-2030年呈“上升（2010-2013年）—下降（2013-2015年）—略上升（2015-2030年）”的变化趋势，按其力度的不同可分为P、E模式与S、R模式两类，P、E模式下环境污染强度高于S、R模式（
综合分析以上五种模式发现：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或环境保护，均难以实现武陵源区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达到最优。自然发展模式下经济附加值较高，但由于城镇化增长速度过快导致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无法避免；此外，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对乡村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因此亟需对该模式进一步调整。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产业升级模式效果最好，它能在短时间内兼顾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却是以加速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生态优化角度而言，环境友好模式通过减缓乡村经济增长速度，避免了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是较为理想的发展模式，但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可能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难发现，协同发展模式下旅游城镇化-乡村振兴系统处于良性的快速发展中，此方案既能确保旅游业快速发展，又能降低城镇化进程所造成的资源环境污染与社会问题，使得居民在为游客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同时，也能享受良好的环境与完善的公共服务与设施，并能最大程度提高乡村振兴指数（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本研究在分析旅游城镇化-乡村振兴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反馈机制的基础上，探索了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自然发展模式下，武陵源区乡村振兴指数呈增长趋势，代表性指标人均GDP在2020-2030年仿真区间的增速大于农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其他代表性指标的增长速度，同时会造成结构性失业、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等问题；产业升级模式下，武陵源区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整体推动作用最大；以人为本模式能最大程度提高居民素质；环境友好模式下资源节约得到保障；但武陵源区单纯地追求某一种模式已无法满足乡村振兴总要求与可持续发展。（2）效应导向视角下，产业升级模式对武陵源区经济增长效应与社会文化效应的推动作用最大，协同发展模式对武陵源区生态优化效应的降低程度最大。（3）协同发展模式是武陵源区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最佳发展模式，此方案既能兼顾经济-社会-环境3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又能最大程度提高乡村振兴指数。（4）旅游政策影响因子在5种仿真模式中均成为重要的政策影响因子，印证了旅游业的发展在武陵源区旅游城镇化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可或缺，旅游发展政策因子将成为提高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驱动力量。
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环境等多要素的复杂系统，本研究对发展旅游城镇化的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具有一定指导意义。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基于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生态优化的协同发展模式来优化旅游城镇化过程，更高效地推动乡村振兴：第一，针对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失业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应以政府为主导，构建企业、居民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在保障农民就业的同时，优化乡村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在以旅游业为核心、农业为根本的指导下，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第二，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是一个长期作用的结果，当地政府应结合经济-社会-生态三维度的影响效应，探索乡村发展新路径。第三，乡村有其区别于城市的价值独特性，在发展旅游城镇化过程中应注重乡村的内生性发展，使乡村由被动的客体转化为城乡关系的主体。第四，旅游城镇化能有效驱动乡村振兴，但并不能视为所有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万能路径，对于不适宜发展旅游的乡村地区不能盲目走旅游城镇化道路来实现乡村振兴。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仅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旅游业面临巨大冲击，张家界作为典型旅游城市更是首当其冲。疫情使张家界武陵源区旅游发展陷入困境，因此本研究仿真结果与现实情况有不可避免的偏差。目前新冠病毒的迅速传播为旅游业发展增添了许多不确定性，旅游业复苏振兴仍面临不少困难。随着我国政府和社会采取的及时有效的防疫措施、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完善，疫情对旅游业的不利影响显著降低。在此特殊背景下，旅游业仍然有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业界积极进行谋求转型和创新发展的探索。不可否认，运用系统动力学模拟疫情对旅游业的长期影响存在被夸大的可能。我国旅游业正处于追求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地区应持续探索旅游新模式与新路径，使旅游业成为引导地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强有力的纽带。未来关于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推进：一是如何更加全面地度量各项政策对驱动过程的影响是未来的重要研究工作。二是未来将通过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对系统的影响，增强系统模拟的准确性与现实性。三是未来将增加对其他典型区域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关系的考虑，以检验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普适性，从而助力欠发达地区探索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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