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地位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且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早期海外研究者弗里德曼开创的宗族范式之下，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和被动的地位[1]。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实践理论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妇女在家庭中的能动性，例如“子宫家庭”[2]“隐性权力”[3]等概念凸显了女性作为主体在家庭制度中的权力实践。妇女在家庭中并非是完全依附的角色，她们在制度框架内利用各种关系资源和策略建构自己的亲属关系[4]。这些反思性研究表明，妇女地位变迁与家庭制度变迁紧密相关，而家庭转型如何影响妇女地位，依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般而言，妇女地位是指妇女获得的资源和权力，以及由此而来的话语优势。国外关于妇女地位的研究主要围绕夫妻权力关系展开，形成了相对资源论[5]、文化规范论[6]和情感依赖论[7]等几种分析视角。国内关于妇女地位的研究开始于20 世纪80 年代，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妇女地位变迁，并形成了两种主要的研究视角，即国家视角和女性主义的视角。国家视角聚焦于通过政治运动实现妇女解放。这一视角认为，传统的父权制导致妇女长期被束缚于家庭之中，是阻碍妇女成为“社会人”的关键，因此国家要致力于为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创造更多的机会和空间[8-9]。在经验层面，这一视角主要聚焦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在解放妇女方面有两个突出成果：一是国家通过意识形态、行政干预和政治运动，倡导男女平等的观念[10]。二是国家通过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将妇女从“家庭中人”转变为“社会中人”[11]。这一时期的劳动分工呈现出“去性别化”的特点，女性不断扩大其就业领域，尽力与男性劳动力相融合[12]。有研究者认为，妇女解放的首要任务在于解放妇女的生产力[13]，妇女参与社会劳动对保障妇女就业权利、促进全社会认同男女平等以及提高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有重要作用[14]。女性主义视角立足于女性自身的处境，从性别的视角建构女性权利，并形成了女性主义的社会思潮与理论传统。女性主义发端于19世纪中叶欧美等国的女权运动，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其理论核心是提倡女性自身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打破男权主导的社会[15]。女性主义视角认为，父权制是导致中国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而要摆脱这个困境，就必须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通过现代化和城市化将妇女从旧制度中解放出来[16]。女性主义视角尤为关注女性就业、女性个体体验以及性别权力等话题[17-18]。然而，由于女性主义视角预设了女性“受压迫”的经验起点，使得其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中国女性地位变迁的实践逻辑，进而导致“现实社会中的妇女发展与学术界的发展研究相脱节”[19]。
可见，在妇女地位问题上，国家视角和女性主义视角都聚焦于将妇女从传统父权制家庭中解放出来，体现了女性独立和平等的价值取向。但是，国家主导的妇女解放的核心在于将妇女从父权制家庭的束缚中脱离出来，成为与男性享有同等权利的“社会人”，因而并没有凸显女性的特殊性[11]。而女性主义视角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妇女解放的国家话语，而且弱化了中国妇女地位提升的实践历程。
妇女地位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将妇女地位还原为妇女的抽象权利，实际上抽离了妇女地位的历史社会内容，凸显了女性与男性的对立和女性个体与家庭整体的冲突。对于妇女地位而言，重要的不是对家庭的革命，而是使家庭成为妇女权利的实践基础，进而成为妇女地位提升的媒介。相对于传统乡村社会，市场化背景下日益开放的乡村社会打破了传统家庭伦理的束缚，为妇女提供了开放多元的机会，促进了家庭关系的调适。农村妇女逐渐走出了家庭化生产的封闭体系，以独立的劳动力要素进入市场。既有研究较多关注了外出就业对妇女地位的影响，认为劳动力市场显化了妇女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进而逐渐改变了家庭的权力结构[20-21]。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进一步分析的是，中国妇女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为何普遍较高？哪些因素构成妇女参与市场的重要支撑？如果将视野转向农民家庭运行机制，可以发现家庭虽然在形式上束缚了妇女的选择机会，但同时也拓展了妇女的行动空间。近年来笔者在全国多地农村调研关注了妇女地位问题，发现中国农村在转型期形成的独特的代际分工模式对促进妇女就业和提升妇女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变迁乡村社会中的家庭逻辑为基础，结合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家庭分工模式的变迁，分析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家庭与妇女地位之间的关系。
理解中国农村妇女地位，需要将妇女置于家庭之中，在丰富多维的家庭生活中理解妇女地位的复杂意涵。中国人以家为中心建构着方方面面的生活，家庭不仅是基于婚姻结合而形成的事业共同体，而且是私人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基本单元。笔者结合在农村的实地调研经验，立足农民家庭生活情境展现当前中国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六个方面(1)本文的问题意识来自笔者在全国多地农村（包括陕西咸阳、吉林长春、河南驻马店、河南安阳、山东德州、贵州铜仁、四川成都、浙江绍兴、江苏苏州、广东清远、江西赣州、湖北宜昌、湖北应城、福建晋江、湖北武汉等地农村）的调研，但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中使用的具体案例主要来自陕西咸阳金村。。
第一，经济相对独立。经济独立是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表征，同时也是女性独立的基本前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女性主要是与男性一起作为有机整体参与家庭生产，女性的劳动价值通常都被隐匿或遮蔽，进而导致女性劳动对于家庭经济的贡献容易被忽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女性逐渐进入市场务工。2000 年以来，农村中青年女性常年外出务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打工经济使得女性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体参与市场化生产，女性劳动力的市场化和货币化不仅显化了其对家庭经济的贡献，而且赋予其较大的经济独立性。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增强了女性的主体性和自主权，弱化了对男性的依附性。
案例1 2014年笔者在陕西咸阳市金村(2)根据学术惯例，本文中出现的具体村名已经过匿名化处理。与当地年轻妇女访谈时了解到，当地农村大部分中青年女性都有自己的“小金库”，并且可以自主决定如何使用，在经济上相对比较自由。金村一位年轻妇女说，“以前女的没有机会打工，离开男的就生活不下去。现在女的都可以出去打工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有生存能力，不用完全依靠男的”。（金村，WL，女，38岁）(3)括号内的内容依次为调研村名、访谈对象姓名、性别以及年龄（指访谈当年的年龄），下同。
第二，妇女的婚姻主导权凸显。婚姻是女性进入家庭的起点，女性的婚姻主导权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其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缔结形式使得青年男女普遍不具有婚姻主导权，婚姻缔结主要是看父母的意见。其中，女性的意见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尤为容易被忽视。然而，随着打工经济兴起带来的人口流动和文化观念变迁，自由恋爱成为青年男女主要的择偶方式。同时，婚姻市场上男女性别比的结构性失衡使得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男性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女性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谈判权和主导权增加了男性的婚姻压力[22]，对于男性的婚姻挤压效应显著地见之于高额的婚姻成本。当前大部分农村地区男性的婚姻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彩礼(4)根据笔者的调研，华北农村的彩礼相对较高，彩礼金额普遍在10万元以上，部分华北农村的彩礼金额甚至超过20万元。中部农村和华南农村的彩礼金额普遍低于华北农村，但通常也在5万元以上。、建新房或买房、买车以及购买“三金”等。此外，女性的婚姻主导权还体现在离婚时具有主动权和主导权[23]，如果婚姻生活不幸福，女性可以选择离婚。根据笔者在农村调研的经验来看，当前农村离婚中由妇女主动提出的占多数。高额的婚姻成本和较大的婚姻风险使得男性对得之不易的婚姻更加珍惜，从而奠定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案例2 2014 年笔者在陕西咸阳金村调研时统计了该村的离婚案例，该村2000 年至2014 年共有17例离婚，其中13例是由女方主动提出。该村一位村民说，“以前提出离婚，一般是男的，有的是女的没有生育能力，有的是嫌女的干活不麻利。现在（离婚）95%都是女方提出。女的现在在家里成领导了，成皇上了，男的啥都不敢说。以前女的离了后就比较难找，现在女的还没离定（还在离婚过程中），就八方都在要”。（金村，JYL，男，45岁）
第三，妇女当家愈益普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家庭权力结构在夫妻之间表现为“男性当家、女性管家”，即男性是当家人，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女性则是管家人，主要负责具体操持家庭的日常事务。这是因为，传统社会农民家庭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生产功能构成了这一时期农民家庭的核心功能，男性的身体优势决定了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更大，从而奠定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生产性家庭向生活性家庭的转变，妇女当家愈益普遍[24]。在家庭日常生活中，妇女在处理家庭日常事务、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维系以及家庭对外的人情往来方面都更具有优势[25]，这奠定了妇女在家庭权力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妇女当家不仅表现为妇女掌管家庭的财政大权，而且表现为妇女在家庭事务决策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在家庭消费、子代教育、人情往来等方面，妇女的意见通常都具有决定性作用。
案例3 陕西咸阳金村68 岁的WJH 向笔者形象地描述了当地夫妻关系的变化，她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丈夫尊重得很，妇女把男的看得起，（认为男的）是家里的顶梁柱。走出家门，都是男的当家。有什么事情，一般都是男的说了算，村里有什么事，别人都会说，‘某某，去叫你男人去’，不会和妇女说。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先给男的吃，男的要下地劳动，费体力，女的在家随便吃点都可以……现在社会不一样了，女的比男的强势。现在二三十岁这一代的夫妻，都变了。女的认为，（男的）你干活我也干活，你挣钱我也挣钱，我和你一样辛苦。现在都是女的当家的多，家里都是女人掌权。”（金村，WJH，女，68岁）
第四，社会交往空间扩展。这表现为女性可以相对自主地支配闲暇时间和拓展其社会交往空间。在传统乡村社会，女性被紧紧束缚于家庭之中，繁杂的家务劳动使得女性较少有闲暇时间，并且，女性的社会交往依附于男性，女性不具有建构自己独立社会交往圈的正当性，其社会交往范围主要局限于姻亲、宗亲以及邻居等。在当前农村社会中，女性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和交往空间，并创造了形式多样的闲暇方式。其中以广场舞的形式最为普遍，中青年女性是跳广场舞的主力军。通过形式各异的闲暇活动，农村女性逐渐建构自己的社会交往圈，从而打破了由男性主导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限制。调研发现，当前农村妇女基本都有自己的“闺蜜圈”，闺蜜可能是本村人，也可能是外村人，同一个“闺蜜圈”的妇女经常一起聊天、逛街、聚会。此外，当前农村女性不仅在村庄社会中的交往空间有所拓展，而且在外出务工期间也能结识新朋友，这进一步拓展了女性的社会交往范围。
第五，姻亲关系愈益重要。姻亲关系的强化是女性地位提升的重要标志。在传统父权制家庭结构中，宗亲关系重于姻亲关系，“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在出嫁之后与娘家之间只能维持仪式性往来，姻亲之间日常性的交往和互动相对较少。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在婆家具有较高的话语权，姻亲关系逐渐超越宗亲关系，姻亲之间的仪式性往来和日常性互动都比宗亲之间更为频繁。以农民借钱为例，一方面姻亲关系通常是农民借钱的首选对象，另一方面如果姻亲提出借钱的需求，大部分家庭都会想方设法帮忙。此外，姻亲关系的重要尤其表现在妇女与娘家之间颇为频繁的日常性互动，妇女不仅经常给娘家父母以经济上的支持，而且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到对娘家父母的赡养之中。
第六，夫妻亲密关系的凸显。在传统父权制家庭中，纵向的代际关系相比于横向的夫妻关系更为重要，横向的夫妻关系要服从和服务于纵向的代际关系[26]。在此情况下，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往往是被压制的，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夫妻之间如果表现的过于亲密会被认为不合时宜。在当前农村，纵向的代际关联逐渐式微，且主要体现在一些仪式性场合，而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横向的夫妻关系被认为更加重要，夫妻之间的亲密情感获得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例如，年轻夫妻在家里经常都会腻在一起，夫妻之间如影随形，父母通常都不会干预年轻人，认为这是年轻夫妻感情好的表现。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上升反映了妇女家庭地位的提升，正是由于妇女在家庭中具有较大的主导权，因此可以将丈夫从父母所在的大家庭拉回夫妻小家庭，并建立起夫妻之间的亲密情感。
可见，中国农村妇女地位提升是在美好生活目标的引导下，立足家庭情境而扩展选择机会和行动空间的主体性实现过程。农村妇女地位的多重维度超越了妇女个体的权利建构，妇女地位提升并不旨在消解家庭的重要性，相反，妇女地位提升是在家庭再生产的具体场景中形成和表达的。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发展带来的市场就业机会日益增多，但劳动力市场化的经济价值并不必然转化为妇女地位的提升，也可能强化妇女的依附性和工具性。这种实践层面的不确定性凸显了家庭分工机制的重要性。家庭的分工机制不仅定义了妇女劳动力价值的表达路径，而且赋予妇女更为广阔的权利空间。
中国农村的家庭分工模式经历了从“以性别分工为主”到“以代际分工为主”的转变，并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时期的家庭分工模式以“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为主，并体现为“男耕女织”的形态；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政治话语下，妇女走出家庭参与集体劳动，传统性别分工秩序趋于松动；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至21世纪初期，家庭重新成为基本生产单元，农村劳动力逐渐开始进入城市务工，但囿于城市就业机会和就业门类的有限性，外出务工的主体以中青年男性为主，已婚女性以留守农村务农和照料家庭为主(5)这一时期部分女性在结婚之前有外出务工经历，但结婚之后女性则是以留守农村照料家庭为主。，从而以“男工女耕”[27]的形式延续了“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格局；第四阶段是2000 年以来，随着城市就业机会增多，农民家庭逐渐形成“以代际分工为主”的家庭分工模式，即年轻的子代夫妻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村务农和照顾孙代。在不同的家庭分工模式下，农村中青年女性的家庭角色以及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有所不同，从而塑造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同地位。总体来看，在性别分工模式下，女性被牢牢束缚于家庭内部，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而在代际分工模式下，女性得以走出家庭、参与市场化生产，夫妻关系渐趋平权化，女性社会地位提升。
性别分工被认为是人类家庭的根本特点之一[28]。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大部分人类社会中，男性更多是从事家外的事务，这些事务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体力；而女性更多是从事家庭内务，这些事务往往需要更多耐心和细心。人类学者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在根本上源于儿童对母亲的长期依赖[28]。社会学者则认为，两性之间的性别分工并非一定是根据男女在生理和心理特质上的差异，而是社会建构出来的[26]。尽管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在两性分工起源上有不同认识，但他们都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是导致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
费孝通指出，“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并不只是为了家庭的经济利益，而且时常用于表示社会尊卑[26]。“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塑造了“男主女从”的家庭权力关系形态，导致女性在经济上、思想观念上和价值实现上全面依附于男性[29]。首先，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由于男性多是从事生产领域的工作，家庭财富主要靠男性的生产性劳动创造，从而凸显了男性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与之相比，女性从事的活动多与生活领域相关，女性的劳动较少产生直接的经济价值，从而使得女性不仅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而且其对家庭的贡献更容易被忽视。其次，女性在思想观念上依附于男性。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下，女性被束缚于家庭私人生活领域，她们不具有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的正当性，从而塑造了“女性无知”的观念。女性被视为“头发长见识短”，这进一步削弱了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话语权。再次，在价值实现上，女性在“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生命历程中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其价值实现是依附于男性及其家庭的，缺乏以个体为中心的独立的价值实现路径。在传统性别分工主导的家庭关系中，父权是男权的体现，因此，代际关系实际上是附属于男性主导的家庭性别权力关系。
2000 年以后，农民外出务工愈益普遍。随着农村中青年劳动力的普遍外流，年轻子代夫妻常年在外务工，一般只在春节时回乡，年老亲代则留守农村务农和照顾孙代，传统家庭中的父权和夫权在现代性力量的冲击下逐渐弱化，家庭分工的策略性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大部分农民家庭形成“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30]，家庭分工逐渐由性别分工为主转变为代际分工为主。在宏观的劳动力市场分布格局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之下，代际分工有利于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是现阶段农民家庭理性的分工模式。这是因为，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市场给农民工提供的就业机会主要以建筑业、制造业和部分服务行业为主，这些就业岗位对劳动力身体素质要求较高，因此相对青睐青壮年劳动力，排斥老年劳动力。然而，被城市就业市场排斥的老年劳动力回到农村则可以继续“大显身手”，中国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为老年人回村务农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则进一步减轻了农业劳动对体力的要求，延长了老年人参与农业生产的年限[31]。同时，老年人在村还可以承担起抚育孙代的责任。在代际分工模式下，原本主要由年轻妇女承担的家庭农业生产、小孩抚育以及其余家务劳动交由其亲代承担，从而为中青年妇女提供了走出家庭、参与市场务工的机会。
代际分工为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基础和稳定的后方，从而使妇女避免过度陷入家庭事务，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西方关于家庭研究表明，妇女就业加剧了妇女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由此导致女性不婚率和离婚率越来越高[28]。国内研究者也围绕妇女就业是否会带来双重角色冲突以及是否会进一步增加妇女负担等展开了很多讨论[32]。妇女就业并非意味着妇女可以完全不用承担家务劳动，然而，如果纳入代际分工的视野就会发现家庭代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妇女的家庭劳动负担，并缓解了妇女的角色冲突。根据笔者近几年在各地农村的调研和访谈情况来看，在代际分工模式下，农业生产、抚育、家务劳动等事务主要由在村的年老亲代负责，尤其是婆婆承担了大量原本由媳妇做的家务，因此，有学者认为转型期年轻媳妇地位的上升主要是来自婆婆的权力让渡[33]。年轻夫妻通常在过年时回家，此时年轻女性可能会协助婆婆做一些家务，但大部分婆婆都认为儿媳妇在外工作已经很辛苦，回家应该好好休息，因此普遍都不会让儿媳妇干太多活。
案例4 陕西金村50多岁的WXL对当前的婆媳关系有深刻体会，她说，“以前是媳妇给婆婆做饭，现在是婆婆做好饭，再等媳妇起来吃。现在婆婆都想得开，人家（媳妇）在外面上班，也辛苦得很，人家休个假，回来就休息一下，婆婆也还年轻，就多做一点。现在婆婆对媳妇都很好，婆媳之间有亲情感，儿子儿媳一年回来一两次，婆婆都高兴得很，一般都不让媳妇做事。以前不一样，以前媳妇一嫁过去，就要伺候婆婆，家里事都是媳妇做得多。”（金村，WXL，女，50多岁）
可见，在代际分工模式下，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务工的身份有了优先级，妇女得以从家务劳动中相对脱离出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妇女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关系，使得妇女可以更加安心进入市场务工。在此意义上，代际分工的结构越完整，代际合力越强，妇女融入劳动力市场的程度就可以越深，妇女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也就越大，这构成了妇女地位提升的重要基础。
代际分工模式缓冲和隔离了村庄社会关系对妇女的束缚，增强了妇女的主体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女性在结婚之后不仅要融入丈夫的家庭和家族，而且还要融入夫家所在的村庄，并逐渐从父辈手中接续村庄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往来。女性的社会交往以男性及其家庭为核心，女性不具有建构独立社会关系网络的机会和正当性。在当前的代际分工模式下，年轻夫妻常年在外务工，他们对于村庄社会关系相对比较陌生。尤其是对于年轻女性而言，她们原本不是夫家村庄的人，在结婚之后又长期不在村庄生活，因此对于村庄社会关系更为陌生，如此一来，村庄社会关系主要由年老亲代继续维系。例如，笔者在农村调研发现，当前农村熟人社会中人情往来的参与主体是在村的中老年人，年轻人一般不会专门回村参与人情互动。由于脱卸了村庄社会关系的束缚，年轻人可以相对自主地建构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尤为重要的是，女性也成为一个独立的关系建构主体，年轻女性通常都有自己的闺蜜圈或朋友圈。
案例5 陕西咸阳金村30 多岁的年轻妇女WQM 说，“村里关系复杂，我们（年轻人）一般不掺和，都是父母在管。村里鬼多的很，你和这个（关系）好，她和那个（关系）好，在老家上个街，背后都有人说三道四的，你看那谁谁又怎么样。我不喜欢这些。在外面（指打工的地方）就很自由，我有几个闺蜜，经常一起聊天，聊穿衣服啊、电视剧啊，有时候还一起逛街玩。”（金村，WQM，女，30多岁）
可见，在代际分工模式下，年老的亲代不仅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而且还进一步延长了其对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责任，从而拓展了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社会交往空间。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网络降低了女性对家庭关系的过度依赖，增强了女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女性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更加凸显。
代际分工模式扩大了夫妻之间的自主空间，加强了情感互动的关系润滑效应。当前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模式在家庭结构形态上是不完整的，表现为祖孙两代人组成的“留守家庭”和年轻夫妻组成的“流动家庭”的结合。祖孙两代人生活在农村，年轻的夫妻常年生活在城市，代际之间的空间分离弱化了对家庭成员的角色规定，强化了年轻夫妻的情感互动。年轻夫妻之间的情感性增强，尤其是男性对女性的情感依赖增强，使得女性可以借助于男性的情感依赖，在夫妻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代际之间的空间分离也使得年老亲代越来越难以干预子代的夫妻关系。女性在夫妻关系中的主导权为其在大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奠定了重要基础。
案例6 案例5 中的WQM 和丈夫常年在外务工，谈及夫妻关系时，她说，“我和老公关系挺好的，他什么都听我的。有时候他妈在背后说我不好的，他也帮我。现在年轻人跟父母那辈不一样，（夫妻）关系都亲密，（父母辈）他们在外人面前都不好意思太亲密，怕人家笑话。我们不一样，在外面（亲密）习惯了，回到村里也差不多。”（金村，WQM，女，30多岁）
当前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模式是家庭为了应对现代化压力而形成的，其目标是提高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实现家庭成员劳动力收益的最大化配置，以顺利完成家庭再生产。代际分工重塑了妇女与家庭的关系模式，对于提升妇女的就业率、促进妇女社会地位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在代际分工的视野之下，妇女地位的提升不再完全是家庭内部权力斗争和权力博弈的结果，而是家庭功能性整合的产物，从而超越了家庭权力斗争的视野。那么，为何中国农民家庭能够普遍形成代际分工模式？当前中国宏观的经济结构和就业机会是代际分工形成的客观条件，然而，客观的经济因素如何促成代际分工的应对模式，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伦理问题。在此笔者主要立足于农民家庭视角，分析代际分工模式形成与维系的伦理根源。
现代性进村引发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改变，并重构了农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从而给农民家庭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家庭再生产主要遵循“简单家庭再生产”的逻辑，家庭核心目标是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因此子代能否顺利结婚是亲代最为关切的事情。随着农民家庭逐渐卷入现代化和市场化体系，农民家庭再生产逐渐演变为“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农民家庭不仅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而且还要尽力实现家庭发展与流动的目标[34]。其中，实现家庭的城市化是当前农民家庭最为核心的发展性目标。家庭再生产目标的转换对家庭资源积累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进而强化了亲代对子代的伦理责任，亲代的人生任务链条无限绵延，突破了传统家庭对亲代人生任务的内在规定(6)在传统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下，父代的人生任务相对有限，一般而言，在子代结婚和分家之后，父代的人生任务就基本完成，进而相对退出家庭主要的生产领域，进入退养状态。。
当前农民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务工，因而家庭收入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家庭劳动力参与市场的程度。家庭劳动力参与市场的程度不仅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和质量有关，而且还受到家庭劳动力配置模式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家庭内部能否形成有效的分工模式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决定了家庭资源积累能力的大小。上文述及，当前城市务工市场更加青睐青壮年劳动力，而老年劳动力在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中具有相对优势，因此“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是现阶段农民家庭最为理性的家庭分工模式。有学者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存在着显著的伦理转向，即家庭资源分配遵循下位优先分配原则，因此不宜将中国家庭伦理变迁简单归结为“伦理沦丧”[35]。在代际分工模式中，亲代不仅通过对子代的劳动力支持使得子代夫妻可以同时进入市场务工，尤其是为年轻女性参与市场务工提供了机会和空间，从而增加了子代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而且亲代在村的务农收入还可以基本维持祖孙两代人在农村的基本生活，缓解了子代的养老负担和育儿压力。在此过程中，亲代的人生任务链条无限延长，他们不仅要完成“为儿子娶媳妇”的基本人生任务，而且在子代结婚之后还要通过代际分工的方式继续支持子代家庭的发展。可见，在现代化压力之下，家庭发展成为了家庭的“政治正确”，由此激活和强化了亲代对子代的伦理责任，并极大地脱卸了子代对亲代的反馈责任，形成“恩往下流”(7)所谓“恩往下流”，是指在代际关系中强化了父代源源不断为子代家庭付出，家庭资源主要向子代家庭聚集。的家庭资源配置逻辑和代际关系样态。
在代际分工模式下，亲代对子代的代际支持不仅表现为直接的经济支持，而且表现为劳动力支持，从而牺牲了亲代自己的独立生活。亲代之所以愿意源源不断为子代付出，源自“家庭本位”的生活逻辑。中国家庭具有与西方家庭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与西方社会学理论传统中的“个体-社会”范式不同，中国社会学的基本理论范式是“个体-家庭-社会”，家庭构成中国人最为基本的认同与行动单元[36]。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主义为主，而西方社会则以个人主义为主[37]。对中国人而言，家庭不仅是一个生活单位，而且是一个价值单位和伦理单位，家庭是中国人的教堂[38]。家庭的价值性和伦理性塑造了中国农民“家庭本位”[39]的生活逻辑与文化心理。如果回到农民的生活语境之中，家庭本位具有以下几个层次的内涵：第一，家庭本位强调家庭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家庭的整体利益是每个家庭成员奋斗和努力的终极目标；第二，家庭本位强调家庭是一个整体，家庭再生产的实现依托于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并且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和手段是统一的，即家庭再生产的资源和动力既来自家庭内部的动员和分担，同时又不断反馈到新的家庭再生产阶段之中；第三，家庭本位还强调家庭是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实现载体，个体的行为被纳入家庭绵延的无限链条，从而赋予个体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家庭本位的伦理认同，是理解亲代为何愿意源源不断支持子代的价值基础，也是代际分工模式形成的伦理动力。
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并没有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变迁而弱化，反而在现代性压力之下被进一步激活和强化。并且，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与家庭发展主义目标之间具有高度的亲和性，发展主义目标正是通过嵌入到农民家庭本位的价值系统中才获得实现的可能性。在农民的现实生活中，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通过代际合力体现出来，并具体表现为代际的有效分工。对于亲代而言，代际分工模式看似具有一定的“剥削”性质，延长了其人生任务的链条，牺牲了其独立生活的机会和空间，但是，亲代在此过程中也收获了价值感和意义感。亲代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既来自可以继续为子代家庭做贡献所带来的“劳动尊严感”，也来自抚育孙代过程中享受到的天伦之乐。这种价值感和意义感正是支撑其不断为子代付出的重要动力。可见，在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之下，人们追求的不是个体生活的舒适，而是家庭的整体发展，后者是家庭成员获得价值感和意义感的源泉。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家庭本位的伦理观念是农民家庭应对现代性压力的重要方式，也是代际分工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伦理基础。
总体来看，在男系主导的传统乡村社会，家庭虽然构造了妇女生命价值实现的框架[40]，但始终隐含了妇女的依附性而非主体性。“多年媳妇熬成婆”的说法形象地反映了妇女依附性地位的接力式再生产。可见，传统的家庭伦理限制了妇女地位提升。随着乡村社会变迁和家庭再生产模式转型，传统家庭伦理的实践基础发生了改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代际分工模式逐渐替代性别分工模式，从而改变了妇女日常生活的框架，强化了核心家庭的重要性。“恩往下流”与家庭本位的结合重新定义了家庭权力结构，拓展了年轻女性参与市场的空间，提升了年轻女性的自主性与独立性。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妇女地位的变迁历程，深入妇女市场就业背后的家庭分工模式，揭示了中国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内在机制。从性别分工向代际分工的转变弱化了传统家庭角色对妇女的束缚，使家庭成为妇女迈向劳动力市场并逐渐实现地位提升的重要基础。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妇女的市场化就业接续了国家主导的妇女解放运动，促进了家庭的民主化。妇女权利与家庭秩序的动态均衡构成了中国农村妇女地位转变的基本线索。农村妇女地位的提升并不是通过“弃绝”家庭的方式实现的，相反，代际分工合作构成了妇女走出家庭的重要基础，并建立了代际和夫妻之间的新平衡。
古德在其代表作《家庭》里指出，西方社会中妇女就业对家庭分工的影响不大，无论妇女是否进入市场工作，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都主要是作为母亲的妇女的责任，由此导致职业妇女容易陷入角色冲突[5]。然而，中国的情况与之不同。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模式将年轻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缓和了妇女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为妇女持续参与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对中国农村妇女地位的讨论表明，一方面，传统父权制家庭是导致妇女地位较低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家庭也构成妇女地位提升的重要支撑。因此，对妇女地位的讨论要超越权力博弈的视角。实际上，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妇女地位变迁的历程，妇女地位的提升深深地嵌入家庭模式之中，是家庭适应国家转型与社会变迁的产物。正如学者李小江所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妇女像中国妇女这样与国家、与民族、与社会发生了如此密切的联系，致使其‘社会’意识远在‘个人’意识之上”[11]。因此，展望中国妇女地位变迁的前景，需要立足本土的社会基础与制度环境，促进妇女权利保障与家庭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妇女地位提升、真正通往美好生活的目标。
当然，也需要看到，代际分工是农民家庭现代适应的一种重要策略，其功能性收益始终面临着一定的成本和代价。在中国农村家庭变迁进程中，家庭在应对市场压力的过程中展现了较强的凝聚力，但也面临着更大的脆弱性，承受了市场化进程中的诸多风险[41]。家庭代际分工模式可能带来隔代抚育问题和老年照顾缺失，这些风险可能冲击代际分工模式的稳定性。无论是子女教育的压力，还是照料留守老人的压力，都意味着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中青年夫妻不得不回到村庄（虽然常常是暂时性的），并且时常导致妇女重新卷入琐碎的家庭事务之中。为此，国家需要引入和建构发展型家庭政策，通过政策资源强化对于家庭的教育、养老等功能的支持，以分担家庭压力，缓解农民家庭在子女教育、老年照顾等家庭责任和外出务工之间的角色紧张，这不仅有助于拓展农民家庭的经济机会空间，而且是巩固和夯实农村妇女地位提升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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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Advancenment of Rural Women’s Status